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小雅·采芑》诗的开首以“采芑”起兴,很自然地引出这次演习的地点:“新田”、“菑亩”。紧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出现在旷野上,马蹄得得,敲不碎阵列中之肃穆严整;军旗猎猎,掩不住苍穹下之杀气腾腾。在这里,作者以一约数“三千”极言周军猛将如云、战车如潮的强大阵容,进而又将“镜头的焦距”拉近至队伍的前方,精心安排了一个主将出场的赫赫威仪。只见他,乘坐一辆红色的战车,花席为帘、鲛皮为服,四匹马训练有素、铜钩铁辔,在整个队伍里坐镇中央,高大威武而与众不同。真是未谋其面已威猛慑人。诗的第二章与上大体相同,以互文见义之法,主要通过色彩刻画(“旗旐央央”,“约軝错衡”),继续加强对演习队伍声势之描绘。在对方叔形象的刻画上则更逼近一步:“服其命服”的方叔朱衣黄裳、佩玉鸣鸾、气度非凡。同时也点明他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第三章格调为之一变,以鹰隼的一飞冲天暗比方叔所率周军勇猛无敌和斗志昂扬。接下来作者又具体地描绘了周师在主帅的指挥下演习阵法的情形:雷霆般的战鼓声中,战车保持着进攻的阵形,在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中向前冲去;演习结束,又是一阵鼓响,下达收兵的号令,队伍便井然有序地退出演习场,整顿完毕后,浩浩荡荡地返回营地。(“伐鼓渊渊,振旅阗阗”)。第四章辞色俱厉,以雄壮的气概直斥无端滋乱之荆蛮(“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告诫说,以方叔如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之师旅讨伐荆蛮,定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敌之军,拔敌之城,俘敌之人,败之于谈笑挥手之间(“方叔率止,执讯获丑”)。
统观全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此诗并非实写战争,而是写一次军事演习。这从诗中“师干之试”等处可证。其二,此诗从头至尾层层推进,专事渲染,纯以气势胜。
全诗以淡雅之笔写出少华甘露寺的高峻清幽的环境,并暗示作者久经世乱后远离凡尘、归隐山林的愿望。首联总揽全篇,写甘露寺的地形与环境。
首句是视觉意象,次句为听觉意象,绘形绘声,境界真切自然。这是一座建筑在高山之上的幽静寺院,院门用山石垒筑而成,门前的山间小道因平日行人稀少,长满了茂密蜿蜒的藤萝。寺院的四周屏翳着挺拔的桧树与蓊郁的竹林。每当雨打风吹之时,树林里就传来阵阵枝叶相击的有韵律的响声。这响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随处可闻,犹如一部在半空演奏的山林交响曲。这两句诗中,首句着意表现静态,决句努力写出动感,一静一动两相映衬,山寺的超绝尘寰、安谧幽邃的独特地理环境全给烘染出来了。
颔联承首联意脉而来,分写山间僧人与动物的活动,以进一步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山寺的清幽与高绝。出句以双涧之分流来映衬山寺周围环境之美,以野鹿之自由来往、尽情饮水和欢快鸣叫来表现山间日常安静清雅,连禽兽也相安无事。这里一个“喧”字,兼指涧水之声与野鹿之鸣,既有 “鹿喧”,亦有“水喧”,两种声音交相鸣响,愈发反衬出寺院与山林的寂静,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描写同一机杼。
更妙的是“上楼僧踏一梯云”一句。一般诗人写楼之高、山之峻,总不外乎“上摩青天”、“插入云端” 之类,或者最多拉飞鸟和天仙之类来陪衬。这样写成熟套了,就不能给人以新警生动的感受。即如郑谷本人的另一首五言排律《华山》,其中状写山之高峻,也只说: “孤高不可状,图写尽应非,绝顶神仙会,半空鸾鹤归。”虽然颇有气势,但意境的创造未免落套,显得一般化。此句却不但形容夸张十分具体,而且翻新出奇,道前人所未道。他不说山在天外,寺在云端,而说云彩缭绕楼梯,寺僧上楼都是一步步踏云而上的。这样,寺院地理位置之高和寺僧之离地入天就给人以可信之感,几乎没有让人觉察出这是诗人的夸张。晚唐诗写景述事往往在细微处争奇斗巧,于此可见一斑。
诗的颈联,视线转换,写从甘露寺远眺所见,实际上是以视野之广来进一步映衬山寺之高。薄暮时,孤烟袅袅,云霭纷纷,极目远望,关城渐渐隐没,山寺独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愈发静寂; 每当雨后初晴,天青日朗,则远方爽然开豁,蜿曲的渭水隐然在望。每当这种时候,作者更觉此山之美、此寺之清,而不禁萌发燃香人寺,与山林猿鹤作伴,了此余生(这一年作者四十七岁)的念头了。
结联“长欲然香来此宿,北林猿鹤旧同群”即景生情,表达自己归隐山林之愿,其意略同于常建《宿王昌龄隐居》结联“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从全篇来看,前四句写景精采,有独特境界,有新警动人之句; 后四句则无论情与景都显得较平,与前面不太相称。这也是晚唐不少诗作的通病
上片描写春至夏的自然景象。开头“分手柳花天”两句,追记作者和史蘧庵分别时的情景,起两句不是单纯看作描写春日穹怎飞舞的自然风光,而是借咏柳花以抒离别之情。“转眼葵肌初绣”两句,画面由春日的风光变换成夏天的景象,“葵肌初绣”形容初开的向日葵花,犹如绣成的一朵美丽的鲜花,词人从分别到归来,转眼之间,不觉过了一个季节,春光已消逝,夏日早降临,一株株向日葵绽开了花朵,而庭院栏干转角处的红花正在盛开。上片侧疏于写景,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没有透露,这就构成下片抒情的重点。
下片抒发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话音一转,即由时间的流动写到时事的变迁。换头“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两句抒情,“吾徒犹昨”是指作者与史可程辈依然如故,他们两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有着共同的侘傺身世遭遇,尤其是陈维崧入清后,长期不得志,饥驱四方,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他曾在《贺新郎》词中感叹:“自古道,才人无命。”所以这里的“只吾徙犹昨”一句蕴含着怀才不遇的高级牢骚,不过措词宛转,没有直率地表达出来。
结尾“话到”两句,纵笔抒怀,而在景中寓情,感慨不尽。英雄失路,反映了作者长期不入仕宦的压抑心态,他曾在《贺新郎》词中写过“话到英雄方失志”的句子,可见这种不得进身的悲愤已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并非一时信口的牢骚。末二句以煨结情,合思深沉,从平叙中显示出一股内在的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