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这首五言律《寄淮南友人》可视为《白毫子歌》的姊妹篇。李白在八公山中寻仙不遇,但在淮南盘游的日子,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对友人说,他有幸做了一回淮南客人,并饱览了八公山胜景仙迹,对满山桂花飘香尤为叹赏,因以盘桓日久而忘归。
在这首诗中,李白透出了自淮南返回梁宋故国、重新开始书剑飘零的生涯的抑郁心情。首句“红颜怨归国,春岁歇芳洲”,是个倒装句,说他春天去淮畔芳洲游憩归来后,自己才感到一种失落与隐怨。何以如此?“不得金门诏,空持宝剑游”。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虽向往自由自在的山川游历,却并未断绝仕途之念的矛盾心态:他热烈地追求自由与超脱,同时又希望重新得到大唐天子的重用。他仿佛对友人说,我又开始云游天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即为这次游踪的记录与传照,运用了对偶修辞手法,整齐美观,音律和谐。诗的末尾又回到春天作客淮上的乐事上来,一个“复”字,很传神地反映了诗人行踪飘零的羁旅生涯。一个因字,表现诗人本放浪不羁,却因八公山中生机勃发的满眼桂树而难以自已的浪漫情怀。
这首词收入《全唐诗·附词》,出于民间作者之手。此词既无字面上的精雕细琢,也无句法章法上的刻意经营,但在悬念的设置上颇具特色,读者当看其中那一份生活情趣。词牌为《醉公子》,意即咏醉公子,调名与词的内容吻合,此即所谓的“本意”词。
词人着意于“醉”,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极有层次,写得辗转多姿,曲折有致。此词在活泼谐谑的语言形式下,于朴素自然中,体现深厚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