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一年精近，本已是万木凋落，百花残尽之时，作者想不到篱笆旁边那枝枝菊花开放了，“几朵依稀散晚香”，这“数枝”花为冷漠的秋季增添了艳丽的色彩。这就是诗的开头两句所叙述的内容。作者接着描写道：“雪裁纤蕊密，金拆小苞香。”这两句是说：白色的菊花像白雪剪裁而成，那密密的花蕊纤细柔软，金色的菊花，花蕾刚刚绽开，清香才流溢出来。作者抓住菊花的色彩，运用生动的语言，细腻地予以刻画。菊花，黄白相间，艳丽多姿，也算是大自然的宠儿。可是“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霜”，它也是历尽了人间的沧桑。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去后，以一介贫士的身份退隐田园，每日里种菊南山，酣歌纵酒，（尤爱菊花酒）虽酒债处处，但精神却得到了超脱。“千载”句便暗指此事。这两句诗表面上写菊花，实地里却是作者自身的慨叹。据史载，作者因恃才傲物，多所讥讽，以故为公卿所恶，曾十上不中。故其思想情绪借诗人表达出来。
“春丛莫轻薄，彼此有行藏。”这两句是说：春天的花草你没有必要因为开在春光里就沾沾自喜，似乎了不得，从而轻浮刻薄，其实呀，你开在春天，我作为菊花开在秋天，都是天定的，并不是自然厚爱你而薄待我，大家彼此都差不多。言外之意则是：“你们那些官运亨通的人不要瞧不起这个‘白衣’人。你们为官固然饭好，可是自古是‘伴君如伴虎’，每天你们难道不是‘战战惊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吗？我作为一个‘白衣’，虽说手中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可是我生活得自由、坦然。可见，我们‘彼此有行藏’啊！”在警告春花不要自我狂妄而轻视白菊的同时，严肃地指出群花应各自尊重本来的生长规律和特定禀性。
此诗以轻巧从容见长，它吐语隽永有致，意蕴却深邃绵厚。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少年在书房中读书的事情，告诉人们：一个人是很容易适应外物的，适应了外物，也就由不习惯变为习惯。而习惯养成之后，对外物是否合理，对外物的是非优劣，往往也就不加详察，不予追究了。这篇文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于日常琐事中寄寓哲理，于平淡质朴中透出思想力度。
“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这一描述，就生动地勾勒了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的形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善于思考，就很难说学有所获，更谈不上什么有独到的见解。文章以“思”为经，贯穿始末。因“思”而“绕室以旋”，从“旋”而极其自然地引渡到主题的阐发。总之，这都是善于思考的结果。
书房里有一块洼地，愈来愈向外扩展。在这块地上踱来踱去，当然很不自在。可是时间久了，却习以为常了。等到填平这块洼地，却又感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经过一段时间，这才恢复到正常的感觉。洼地踩惯了如履平地，一旦填平，反而感到不适应。这是什么缘故呢？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习之中人甚矣哉！”这是一篇之警策，撮辞举要，统摄全文。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很朴素的真理。由此推论，如何培养良好的习惯，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意即治学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了良好的习惯，就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一体会，不仅对育才树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做好一切事情，都有着普遍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幅清新、流丽、色彩淡雅的水墨画。词人通过层层点染，步步铺陈，描绘了夏日雨过天霁时水中莲叶荷花的美景。
词的上片通过首句点出所咏之物。
“红”既写荷花颜色之美，同时也写其开放之盛。“袅袅”则兼写外貌与精神，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荷花的柔丽妩媚、婉转多姿。次句转写荷花的生长地，“蒹葭”以喻微贱，又用一个叠词“脉脉”写出了荷花甘于微薄、不攀不附的品格，同时也寄托了词人的志趣 。“西风”、“疏雨”两句点染秋景、以衬荷花，表面上看似写荷花所处的秀美自然环境，实则通过写与荷有关的事物来达到写荷的目的。这是一种“借笔”，写风、写烟、写雨，也同样是写荷，而且写来不是那么质直，而是飘逸、空灵，把荷的形象写活了。无风荷不香，荷便是死荷。这里的风不能是狂风，而是“淅淅”的风。同样，荷与雨的关系也至密切，这里的“雨”也应是“疏疏”的雨，至于这种雨后的荷花 ，则更有美人出浴之妙 。这两句中的三个叠词用得恰如其分。以“渐淅”轻微的风声写金风初动、摇荷传香，以“淡淡”状“烟”、以“疏疏”限“ 雨”。这样配搭起来，就能尽善尽美地托出荷花“袅袅”、“ 盈盈”的生动情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交代了所咏之物及其生长处所之后，正是要着力写其形象的时候，却不去作质直的、忠诚的正面描绘，不作主观的“说破 ”，而是只从几个方面作点染烘托，写了“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便结束了上片。这正是作者不落窠臼、自出心裁的地方。这种写法能给读者留下无限广阔的想象余地，使读者由此及彼，神明顿发产生美的联想，而造入三昧之域。
下片写雨后天霁，“草草展杯觞，对此盈盈女。”词人巧妙地从外部空间移向欣赏主体所在的小空间──船舱里：桌上简简单单地摆上了酒杯和菜盘，朋友们正举杯畅饮，席间还有美丽多情的女子相伴助兴哩！朋友们相聚以莲叶劝酒，是久别重逢，还是远行饯别？这无需细说。词人很快又将笔锋转向船舱外，继续描会大空间景色，“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这是从船舱内这个特定角度向外望去，只见枝叶叶、层出不穷的莲叶荷花横挡在酒船前面（“红衣”指荷花。贺铸有“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此刻，雨过天晴，细细的五彩流霞从莲荷摇曳攒动的地方冉冉升腾，这是多么绚丽的景色呵！以动态作结，正象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样，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
全词使用叠多且妙。全词共四十四字，其中叠字竟占了十八个，句句有叠字，联绵而下，相互映衬，无不自然妥贴。用来写荷花形象的有“袅袅”、“脉脉”、“盈盈”、以至于“叶叶”（红衣），写自然景象的有“ 淅淅”（的风 ）、“ 淡淡”（的烟）、“疏疏”（的雨），写词人动作情态的有“草草”、“细细”。这些叠字在意境、气韵、情调等方面，有极为协调。这些叠字不仅生动传神地塑造了荷花的形象，表现了词人疏神达思、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趣，而且造成了一种轻灵、和谐、安谧而洒落的情调，形成了行云流水般的声韵美。这种情调和声韵美，与写“盈盈女”般的“袅袅”荷花，与写文人雅士品酒荷的特定场景，都极为合拍，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统一。这种频繁而有规律地使用叠字，在诗中有《古诗十九首》为例，而在词中则略无俦匹，这不能不说是葛立方的独具匠心。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