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是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是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墙头诗,题在作者所住村舍的墙上,意在叫大家看,所以写得很通俗。某些前人和今人以“鄙俚近俗”贬斥杜荀鹤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孰不知既反映民间疾苦,又力图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正是杜荀鹤的难能可贵之处。
离乱之后,诗人寄居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满目疮痍的村庄里,他见到许多农舍,空无人居,由于赖以蚕织的桑树竟被砍伐,充作修营寨的材料,所有耕牛也都被杀掉犒劳了士兵,使得蚕没法养,帛不能织,大片田地也遭到了荒芜,人们缺衣少食,只能凑合着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所负担的赋税一分也不能少,催缴赋税官吏的呼喊声仍然非常急迫,实在惨不忍听,作者最后指出,遭到兵燹之害得并不只这一个村庄,而是许多州县。官府怎么一点也不予理会,减免赋税呢,原来这些地方官吏都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老百姓都被杀害完了,他们还在多收税向上面邀功请赏。
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