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知君子学，躁进非所先。
去圣邈千载，兹风复谁传。
趋营不自反，廉耻一以捐。
爱君抱冲淡，荣利不可迁。
读书本仁义，洞见末与颠。
失志不为辱，谋道方复坚。
临分求规言，顾我昧所宣。
愿君崇远业，无愧古人贤。
乃知君子学，躁进非所先。
去圣邈千载，兹风复谁传。
趋营不自反，廉耻一以捐。
爱君抱冲淡，荣利不可迁。
读书本仁义，洞见末与颠。
失志不为辱，谋道方复坚。
临分求规言，顾我昧所宣。
愿君崇远业，无愧古人贤。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按余冠英的说法，这是一首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只有欢乐而已，没有多深的政治意义。
在一个贵族欢宴的场合，有一个身份高贵的青年男子，在中央为大家起舞助兴。只见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态，边舞蹈边吹奏笙竽之类乐器，人们欢呼雷动。他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受这种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无比欢欣快乐。接着写这位男子狂欢之余，放下乐器，开始跳起舞来，其乐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执定羽旄，右手招诗人与他共舞《由敖》之曲。场面欢畅淋漓。
诗共二章，摄取了两组歌舞的画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仪”一类的笙乐，属房中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由房者，房中，对庙朝言之。人君燕息时所奏之乐，非庙朝之乐，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骜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 《周官·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今天已不知两舞曲的内容，但从君子（舞师）“阳阳”、“陶陶”等神情上看，当是两支欢快的舞乐。“其乐只且”恰恰说明其乐之甚。“只”，韩诗作“旨”；《诗三家义集疏》：“旨本训美，乐旨，犹言乐之美者，意为乐甚。”
诗的格调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乐，乐曲比较轻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乐，《程子遗书）：“阳阳，自得。陶陶，自乐之状。皆不任忧责，全身自乐而已。”想见舞师与乐工是乐在其中。诗人为乐工，故诗中“我”在描写歌舞场面时也就比较轻快这与《王风》其他篇章那种苍凉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释，此诗写夫妻歌舞为乐。丈夫邀请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来，表现了他们自得自乐、欢畅无比的情绪。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写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因为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拥有较多的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此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世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这首诗显示的是作者在大漠上行旅时所望见的景色和所产生的感觉。首句“黄沙碛里客行迷”，是写置身于荒漠中，不仅前路迷茫，不知何往，如韦应物《调啸词》所写的“东望西望路迷”；而且感到心情迷惘，无所归依，如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词所写的“此时心转迷”。句中的这个“迷”字，与作者的另一首《宿铁关西馆》诗“乡遥梦亦迷”句中的“迷”字一起来看，可能还含有回首万里、归路亦迷的意思在内。
第二句“四望云天直下低”，回应第一句，描写在广阔无限的沙漠中，四面远望，天地相接，云天低迷，而这一印象正引出和加重了行客的迷失心情。这个“低”，虽属视官的错觉，却是望中的实感。陆游《游修觉寺》诗中的“天向平芜尽处低”句，写的也是这样一个错觉和实感；而岑参所写的，是在西北高原上、浩翰沙漠中的特别鲜明、强烈的感受。
第三句“为言地尽天还尽”，又直承这第二句。正因远望中云天四垂，低与地连，所以进而觉得地到了尽头，天也到了尽头。诗人到达安西后，在《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中还写有“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两句。“寻河”是虚写，用汉使通西域典故（见《汉书·张骞传》；“过碛”是实写，记自身的历程。“地尽”、“天低”则重述了这一过碛时由直觉产生的印象。
末句“行到安西更向西”，宕开诗笔，另拓诗境，表现天地本自无边无涯，地外仍有地，天外仍有天，过了大漠还在向西方延伸，以见天地之末“尽”。这一收尾也许另有一层意思，如李益的《征人歌》所说：“塞外征行无尽日”，虽然已经抵达安西，征行还不会结束。
诗写诗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日夜西行时，眼前看到的景色、直觉中构成的印象、内心处触发的感受。岑参的边塞诗，常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这首绝句中所写的“云天直下低”、“地尽天还尽”，也带有夸张色彩。但这种夸张，不是对真实的歪曲，而是对真实的强化，更形象、更逼真可感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个独特环境中所看到的独特景色、所产生的独特感受。
有些边塞诗，往往经过高度概括，甚或出于凭空想象，所写的景物情事常常共性多，个性少，纵有典型意义，不免陈陈相因。岑参所写，则大都是实地见闻、亲身感受，以不同于一般边塞诗的面目出现，奇葩独放，异境别开，使人眼目为之一新。从这首绝句，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
上阕写赏心亭的所见所感。赏心亭，据《景定建康志》，“在（城西）下水门之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开头两句由写山到写人，紧紧扣住了题目。苍翠的群山仿佛有意要同高雅的人交谈，他们联翩而来络绎不绝，有似万马奔腾．它们在茫茫的烟雨中迷了路，徘徊起来，眼看着临近了，却终于没能到达跟前．暗示着自己虽有才却不得施展，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高人即叶衡。青山有情，高人难遇。而今斯人一登上赏心亭，那逶迤的青山有不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他倾诉呵。其势如万马奔腾，接连不断。不说人之眺山，而说山之就人，这就把静景写活了。不仅如此，而且对突出人物也有很好的映衬作用。词里叶衡的高大形象进行了，描绘因为叶衡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主战派官员。《宋史·叶衡传》说他“得治兵之要”。叶衡对作者极为赏识，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即是对叶衡推荐的 ，以后又向朝廷极力推荐他“ 慷慨有大略”。对于这样一位“经纶手”，加之有知遇之恩，词人对此十分感激。三、四两句借烟雨之景，转突兀奇崛之笔而为低徊宛转之波，充分表现了无限的怅惘，无穷的感慨，可以说是寄托遥深。叶衡主战，因而不能不受到主和派的反对，他收复失地的大计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词人也就由希望变成了失望。那逶迤的青山既然象万马奔腾而来，象冲锋陷阵的铁骑。词人渴望能挥戈跃马驰骋疆场，可是转眼之间又烟雨迷蒙，遮住了青山，而无数青山也只象是万马在烟雨中低徊不前 。“望来终不来”写盼望之切而失望之深 。不说愁，而愁极深；虽极感慨，仍以蕴藉出之。
下阕，由眺望青山之怅惘陡转而为揶揄沙鸥之诙谐，但曲断意不断，其脉络仍清晰可见。虽着笔轻快，实则发自积郁。人们都说头发总是由此愁闷变白的。“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水上的沙鸥通体皆白，岂不是一身都是愁吗 ？词人故意发此狂想，而且拍手笑之，似乎把上阕歇拍低徊沉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了；然而仔细体味，就会察觉到那贯穿全词的“愁 ”字并消失，或者说词人极力排遣这如烟雨一般的无尽的愁思，是感情上的挣扎，而非心灵上的解脱。人之发白并不完全由于人心之愁；而沙鸥通体皆白 ，是其自然特征，与愁没有关系。词人故意造成逻辑上的错误，说得越幽默洒脱 ，反而越使人感到强自解愁而又不能解的痛苦，借说鸟与愁无关，实说愁与人甚切。人愁是实，鸟愁是虚 ，“一身都是愁”的是鸟还是人，不必拘泥于字句的解释而自晓。故“拍手笑沙鸥 ”，一纵即逝；而“一身都是愁 ”，却如电影上的“慢镜头”在观众视野里由快放慢了。实际上“一身都是愁”是与“烟雨却低徊，望来终不来”暗中息息相关的。尽管词笔回荡曲折，然而透过层澜，仍可以看清。白居易《白鹭诗》云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 。”辛词盖本于此。白诗言愁显 ，辛词言愁晦 ，其言愁一也。但辛词多了“拍手笑”一层意思。不过就其形象来看，辛词较之白诗更加绘声绘色；就其感情来说，则更加挚浓深切。参阅作者同年在建康所作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充满了激愤忧愁。以至于“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胸中积郁如此，则登赏心亭之所见所感都无非“献愁供恨”而已。由此可见，在《菩萨蛮》之中亦饱含着词人之愁，英雄之泪。某些喜剧会使有心的观众在笑声中情不自禁地掉下热泪。笑和眼泪，就是似乎矛盾却又融合无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