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