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首双调小令，主要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人间的离愁别恨，凄恻动人。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词首从人间的七夕着笔，写周围环境的沉寂和抒发主人公孤独痛苦的心情。词人巧妙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大兴夸张之笔，说那几张飘然落地的梧桐老叶是。呜蛩”所“惊落”，极写出万籁俱静的环境特点，烘托了词人内心孤寂凄怆的心情，引出了“正人间。天上愁浓”的联想，把自己的心境与牛郎织女的离愁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成为所托之事与所言之情的纽带。下面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云阶月地，关锁千重。”描写牛郎，织女远隔云阶月地、莽莽星河不得相见的痛苦，正抒发了自己与丈夫身在异地，心相牵系的离愁；描写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瞬息离散的苦难，正倾吐了自己与丈夫远隔千里、不得欢聚的别恨。
正所谓：“纵浮搓来，浮槎去，不相逢。”整个上片由人间写到天上，于叙述中旬旬含情，句句扣紧着词人的感情脉搏。最后，在下片词人的感情已经完全化他为我，将自己夫妻的境况与牛郎、织女的境况融合为一，因此，她从现实自我处境出发，展开了奇特的联想：“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天宇间风雨变幻莫测，鹊桥或许还未搭就，牵牛织女或许现在还是在离别之中未能相聚吧?这种推测联想，完全是移情的结果，含蓄婉转地抒写了人间七夕夫妻不得相见的难言苦衷。
尾句写天上七夕的自然景色，与首句人间七夕之景遥相呼应：一边是风雨飘忽，阴晴不定的银河两岸，一边是蟋蟀低吟、梧桐落叶的深闺庭院，这就开创出一种清冷凄凉的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词人孤寂悲伧的心情。尾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成功地提炼了口语，用排句形式集中描绘了宇宙天体的瞬息万变，在创造意境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添了词的音乐美。
总这首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通篇以牛女传说为寄托，境界奇丽，曲径通幽，写透了青年男女的离愁别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