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题为《哥舒歌》,哥舒之所以值得歌唱,是因为他戍边抗敌,保国为民。但是,作者并不从激烈的战斗中直接表现他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机智果敢,用兵如神等等,而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诗的第一句就把哥舒翰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渲染出来。人民为何赞扬,吐蕃何故畏惧;过去吐蕃长驱直入,如今又为什么“不敢过临洮”,这都是宣扬哥舒翰的赫赫武功。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哥舒夜带刀”,这个“夜”字是颇有讲究的,它把起兴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把赞扬和崇敬之情融注于人物形象之中;同时又将边地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警备神态刻画出来了。“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而给吐蕃以“屏足不敢近”的威慑。因此,就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诗的主题来讲,“哥舒夜带刀”比起那种冲锋陷阵的形象更丰富、更传神,更能诱导人们的想象。
这首《哥舒歌》可能是经过修改加工后的作品,但是它那种朴实和巧妙、明朗和含蓄相统一的风格,依然显示出民歌的特色。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韦庄入蜀时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从韦庄接到朝廷命令时所作的另一首诗《寄右省李起居》中可以看出。《寄右省李起居》开头两句“已向鸳行接雁行,便应双拜紫微郎”,则说明韦庄在接到朝廷征书准备入蜀一开始时是非常欣喜和激动的,但在奉使入蜀时所作的这首《过樊川故居》中却出现了一种悲观、凄凉的基调。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第一句明显是叙事和写景,“衰草”和“杜陵秋”无疑说明了创作的季节是秋季。题目中的“过”字,表达了韦庄此行的目的不是在樊川,樊川只是途经之地,“却到樊川访旧游”中的“却”字很值得体味,“却”表达的是一种违背了原计划的意思,到樊川游访并不是韦庄的原始意愿,他把奉使入蜀看成是一个机遇,但是结果却只是在樊川游玩。当时时值秋天,樊川的秋景在韦庄眼里是一片凄凉萧条。
接着诗人以魏晋文人应玚、刘桢、嵇康、杜籍自比:“应刘去后苔生阁,稽杜归来雪满头。”极言人去楼空,苍苔入阁,老大归来,华发满头。由于诗人亲历黄巢之乱,家人离散,四处逃亡,自然触景生情,发出感慨:“谁说乱离只有燕,我今偷闲不如鸥。”燕窝被取,众燕离散,沙鸥击水,何时能歇?诗人用燕子和鸥鹭来自比,诉说了自己遭遇的家国不幸。
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家园如今已是断瓦残垣。“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沧海桑田,无人看见。横笛悠扬,仪仗催发,诗人禁不住老泪纵横。韦庄一生历经宣、懿、僖、昭四代唐皇及后来的前蜀,身逢乱世,背井离乡,怀才不遇,命运坎坷。但他毕竟志向远大,人生的境遇,造就了他悲凉的诗风。
这种感伤的情怀,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写景状物,皆着悲色;叙事说人,更具悲情;援引典故,亦出悲声。诗人于景福二年(893年)初回长安时也有《长安旧里》一诗:“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诗中景物与人事,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在唐末悲感诗作中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