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赞叹的口吻,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位少年射手的形象。此诗每章均以“猗嗟”发端。按“猗嗟”为叹美之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或“啊呀”。用这种叹美词语开头的诗句,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提醒读者注意诗人所要赞美的人或事。它在描写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时,起到一种渲染烘托的作用。
在赞颂少年形象之美时,突出他身体强壮的特点。诗一开头就写道:“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昌”,粗壮结实之谓;“颀”和“长”乃高大之谓。这位长得高大、粗壮、结实的少年成为一名优秀射手,是毫不足怪的。
在赞颂少年形象时,还突出其面部特征,尤其眼睛的描写细致入微。赞美他“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三句诗中的“扬”“清”“婉”,都是刻画他目光明亮,炯炯有神。因为明亮的目光,是一位优秀射手所必不可少的生理条件。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还赞美他“巧趋跄兮”,步履矫健,走起路来速度甚快。还赞美他“舞则选兮”,身体灵活,动作优美。这些也是一位优秀射手不可缺少的身体素质。
诗中对形象的赞颂,是为赞美他的射箭技术服务的。假若这位少年没有以上所描写的身体素质,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射手了。
诗的第一章以“射则臧兮”一句总括他的射技之精。第二章则以“终日射侯”一语,赞美少年的勤学苦练精神;以“不出正兮”一语赞美他的射则必中的技艺。第三章以“射则贯兮”赞美他的连射技术。这种连射不是两箭、三箭的重复入孔,而是“四矢反兮”,连续四矢射中一的,是一位百发百中的射手了。至此,这位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均描写得栩栩如生了。具有这种高超射技的少年,自然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以御乱兮”一语,是全诗的结束,也是对他的总体评价。
诗中不仅描写了射手身体强壮、仪表俊美,特别之处是用“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样婉约的词汇来形容射手顾盼流动的目光,致使这个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此诗成为描写男性美的杰出之作。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初更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寒气倍增之时也。“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 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怆神!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痴字表明特有的感受,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这一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生活中小事,自然界景物,到了杨万里的笔下,总是充满无穷的情趣。杨万里生平游迹很广,他的诗中,写山水的很多;他又特别喜欢雨景,所以写雨的也不少。这些诗,每一篇有每一篇的特点,令人百读不厌。这首绝句写小雨。雨本是没有情的东西,杨万里偏要赋予它与人相同的感情,于是使诗充满了新鲜感。
诗前两句刻画小雨,说丝丝细雨,稀稀拉拉地下着,既下不大,又不肯停下。首句以两组叠字状出小雨的情况,非常传神,与他的《雨作抵暮复晴》中“细雨如尘复如烟”句一样,描绘得很细,但有程度上的不同,这里写的是小雨,不是毛毛雨,所以不如尘似烟,而是“细细”与“疏疏”。第二句从雨量上写,不能多又不肯无,那便是小雨。
即使是小雨,下久了,在屋上、树丛中也都渐渐地凝聚成水珠,滴落下来。三、四句便写这一情况。杨万里在《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中也曾描写过这样的雨景,诗说:“雨入秋空细复轻,松梢积得太多生。忽然落点拳来大,偏作行人滴伞声。”对雨水滴下采用自然的描写手法。这首《小雨》诗,换用拟人手法,说自己生平喜欢看山,这雨似乎对自己妒忌,有意从屋檐上滴下,组成一张珍珠般的帘子,把那千峰给遮挡。“珠帘”二字很确切,因为雨不大,尚是一点点下滴,如成串的珍珠;如果是大雨,流下的就是水线、水柱,而雨本身就成了帘子了。说雨妒,诗人是在调侃,但这一调侃非常有意思。因了雨的妒,挂上了珠帘,却使原本的景色似乎更加优美。因为是稀疏的珠帘,隔着它去眺望远处的山峰,增加了迷濛,比直接看山更富有诗情画意。清代蒋士铨《题王石谷画册》中有“不写晴山写雨山,似呵明镜照烟鬟”句,说出了雨中青山的韵味。杨万里眼前的山,正带有这样的韵味,也正是杨万里追求的意境,他在《秋雨叹》中也这样写道:“横看东山三十里,真珠帘外翠屏风。”对隔着窗前珍珠般的雨帘眺望婀娜的青山,充满了喜悦。
诗仿佛不经思考,脱口而出,正如他在《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诗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语言明快而诗意曲折,正是杨万里小诗的特点。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