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二句写出了北陂杏花的娇媚之美，后两句表现了杏花高洁的品性之美，作者寄情于物，体现出王安石刚强耿介的个性和孤芳自赏的人生追求。
这首绝句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王安石晚年时期，他的绝句尤好。曾有人言，唐代以后无诗，此论太极端了点。王安石晚年的绝句有不少是直追唐人的，在议论入诗上，他的议论与描叙结合得很紧，而且议论不浅白直切，而是含蕴有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这两句写景状物，描绘杏花临水照影之娇媚。首句点明杏花所处地理位置。“陂”，此处是指池塘。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着杏树，预示着勃发的生机。“绕”字用得精巧，既写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势，又写水花之相依相亲。王安石爱用“绕”字摹写山形水势，如他《江上》一诗中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书湖阴先生壁》（其一）中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又在《钟山即事》中说“涧水无声绕竹流”，有清婉、柔媚、幽静之感。
“花影妖娆各占春”从花与影两个方面写杏花的绰约风姿。满树繁花竞相开放，满池花影摇曳迷离。“妖娆”二字本用于写人，这里移用于杏花，展现了杏花争奇斗妍的照人光彩。一个“各”字，表明在诗人眼中，花与影一样地美艳、多情，一样令人流连忘返、沉迷自失。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王安石写花善于从本体和投影两方面着手，如此刻画，虚实相生：一方面使景物更具立体的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即对虚静恬淡之美的情有独钟。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两句议论抒情，褒扬北陂杏花品性之美。
这两句对偶精工，如陈衍《宋诗精华录》说：“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绝句）。”这两句托物言志，耐人玩味。“春风吹作雪”，这一笔淋漓地描绘出风吹杏树，落英缤纷，似漫天飞雪，而随波逐流的凄美景象，比喻生动，浮想联翩。即便是春风轻拂，娇媚的花儿也不堪吹折，它凋谢了，零落了，这本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但诗人却偏说它胜过南陌杏花，矜持与自足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对比启人深思：“南陌”在此诗中与“北陂”相对立，这两个背景意象包含着一种空间的隐喻。若说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则“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物欲横陈的名利之场。
“南陌”繁华，“北陂”僻静；“南陌”热闹，“北陂”空寂；北陂杏花即使零落了，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素洁；而南陌的杏花要么历尽亵玩、任人攀折；要么凋零路面、任人践踏，碾成尘土，满身污秽。若说这南陌杏花是邀功请赏、党同伐异的得势权臣的影射，则北陂杏花是诗人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的象征。王安石从1070年（熙宁三年）到1076年（熙宁九年），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寄情于半山。罢相之后，他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改革信念与立场，积极倡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纵”，一“绝”，呼应紧密，激浊扬清，掷地有声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操守。
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很忌一气直下，没有波折。这首诗句句写临水杏花，第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句，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了。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诗人所送之人，已不可考。
此诗开篇先点明送别时节及客人南下所经之地。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柳花，切题之送客。春流送客，可以想见友人赴任，春风得意之状。朱雀桥、乌衣巷，皆江宁之名胜，骚人墨客多有咏之。此处诗人写此名胜古迹，乃点题“之江宁”赴任。言其在此“看淮水”“问王家”，写出了客人的悠闲、得意之状。
中间四句叙写江宁之山川景色。城里乡里皆无事，可见江宁百姓安居乐业，正好与上文“看淮水”“问王家”意相联。江宁百姓门对青山，这里用了一个复数，言“闭门开户”皆对青山，可见青山之多，无处不在。复着一“翠”字，更见青山之翠。江宁朝霞满天，一个“下”字，满天红霞呼之欲出。而燕子双飞，莺歌燕舞，一派大好风景，烘托着江宁百姓生活的怡然自得。
最后四句写友人交往之人的高雅，表明友人的雅洁。“日应新”，既是言与吴士相逢嘉赏的惬意，同时也暗喻了友人到任后，吴地日日变新，赞其政绩清明。友人南下赴任，因而诗人结尾处又劝慰其不要担心水土不服，江宁之莼羹比中原之羊酪味更可人，友人只管放心前去。
全诗洋洋洒洒，语言繁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翃的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又说：“比兴深于刘长卿，筋节成于皇甫冉。”这是说韩翃的诗意较为深隐，风格较为矫健。这个评语对此诗也还合适。然而此诗内容较为空疏，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乃应酬之作。
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中“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公元1275，宋恭帝赵㬎的年号），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公元1278，南宋卫王赵昺的年号）被俘，恰好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说个人出处，一说国家危亡，两件大事。唐宋时期，作为知识分子要想保家卫国，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
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㬎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更加的形象生动。这时文天祥母亲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似水上浮萍，无依无附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