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首诗并不难。首四句，写遭贬后出游而自嘲自慰。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心情苦闷忧愤，感到环境十分艰险。于是常出游以求排遣，要趁着萧散闲逸之时，更加放纵自己的疏顽之性。其实，柳宗元不是真的萧散，而是被剥夺了参与政事的权利。柳宗元也不是真的疏顽，而是保守派打击迫害他的借口托辞。柳宗元强压满腔怒火，故作轻松调侃，自嘲自慰，表明了毫不屈服的内心思想。接着六句，写东山的高峻和构建西亭。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曾提及构建西亭的事：“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蓧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可知柳宗元构建西亭，是因为东山高峻，砍伐榛莽杂草之后，可以饱览风物，赏心悦目。一来算是萧散无事时做了一件自己乐意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二来证明自己确实生性疏顽，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孤傲山林，乐山乐水，表现出不屈抗争的勇气和愤激的心情。接下来十二句，写建亭后所见美景和心情的愉悦。写景从高而下，从远而近。在高峻的东山顶上仰天俯地，有上凌云霄，遗世独立之感。远山凑拢，澄江怀抱，胸襟不由开阔博大。夕照临轩，栖鸟飞还，菡萏艳色，斑竹清痕，清丽宁静的自然美景，令他陶醉。这样，由于贬谪而枯槁的精神，到此时方才开颜。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精神上的屏除和遗忘，所以描写赏心悦目的美景总偏重于幽深寂静的特征，蕴含着诗人心中深藏的挥之不去的忧怨。最后六句，写乡愁别情袭来，强自宽慰。赏心乐事最忌孤寂，何况柳宗元又身处贬谪的现实之中，所以山水之乐只能暂忘心中郁垒，时间稍长，不由得又勾起了深切的乡愁离恨。这种悲哀是由贬谪而来，与忧愤同根而互生，想要回归故里，现实中同样不可能，诗人只得强自宽慰，“置之勿复道”，在须臾的闲适欢乐中，忘得一时算一时。结尾哀婉低沉，怨愤之情长绕不去。
总之，遭贬而心情压抑——出游以求解脱——陶醉美景而暂悦——勾起乡愁——强自宽解而其实未能，是柳宗元山水诗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而孤愤沉郁是贯穿全诗的感情基调和独特风格。
这首诗是动中见静，用许多跳动的画面组成特写，以反衬其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
成双的鹭鸟振动着雪白的羽毛，飞来飞去是那样的忙；渺渺平畴涨起清波，望去是那样的遥远。诗人随手把窗帘钩起，顿时便似有无限风光扑上楼头。诗人悠闲地躺着，欣赏那一团团带雨的青云从空中飞过。这就像杜甫《江亭》诗所写：“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充分表现出一种以自然之眼观物的旷达襟怀。前两句表面上，是渲染翻飞之速和平畴之户，深一层，则显示出双鹭的安闲和田野的静谧。“钩帘百顷风烟上”句着一“上”字，便把成百顷辽阔的风光写活了。末句“卧看青云载雨过”是否另寓深意，自无法确知。但联系到作者的生平，则此诗极可能作于政治上遭受挫折期间。汪藻一向怀抱青云之志，在几经政治风波之后，仍能泰然处之。此句所表现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境界。
汪藻的朋友孙觌叙汪藻诗说：“兴微托远，得诗人之本意。”（《浮溪集原序》）从这句话中可知：汪藻诗的比兴和寄托是很微妙、深远的。但这两首小诗是否也有寄托，不必强作解入，但就诗里所显示的意象来看，恐不是单纯的留连光景之作，反映出一种怅惘心情。
诗歌以低沉的慨叹开头：“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说明此次战争进展的不顺利，未能旗开得胜，不能凯旋；归期遥遥，不能不令人哀愁。这里的“愁”不仅仅是个人的思亲念友恋乡，更主要是战争的发展形势无法令人乐观。敏感而富有侠气的诗人，不能不为国家和民族而担忧哀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这两句并不完全是状物写景，而兼有比兴之意，内涵极其丰富复杂。自南来的山路还条条路着中原土地，通往京城。而离家万里的征人，眼望着归路不能归，却还要像北去的流水一样不断向前开拔；另一方面黄河源头的水流千里，据说还潜行地下，但终归流向了中国的腹地。征人们的心也如同这流水一般，不论奔赴哪里，始终系念着祖国家园，这是天性使然。诗人浮想联翩，构思奇特，措词朴实自然。“晚风路朔气，新月照边秋”，抒写的是征人眼中的景色，渲染出一种边塞战场特有的悲凄、肃杀气氛。“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这里利用细节描写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行军的路上，灶火路成一片，营垒相接，声势浩大。这里没有直接写人的活动，但千军万马已跃然纸上。传递战报的烽烟直逼戍楼，一个“上”字，战火之紧急不言而喻。这两句诗照应题目，描绘出蒲类津宿营的真实状况。“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写交战前夜诗人的情感。汉班超曾在蒲类津打过仗，在西域立下不朽的功勋。诗人渴望能出现班超式的英勇人物，克敌制胜，赢得功名利禄。结尾“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是借汉李陵战败投敌之事表示宁死不屈的气概。按《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将军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但为耻居薛仁贵之下，不听从薛仁贵指挥，以致贻误战机，一败涂地。这首诗也有影射此事之意。
诗人产生的愁苦情怀，不仅是思归念家的情愫，更是对国家边塞境况的忧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奋起迎敌、苦战到底的决心，不无针砭现实的意义。这首五言诗，以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历来被诗论家所称道。其次诗人善于用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崇尚勇武、渴望建功、不耻降低职务等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全诗情感强烈，笔势波澜起伏，大笔勾勒与工笔刻画相得益彰。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