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大历二年（767）重九日杜甫在夔州登高之作。诗人联系两年来客寓夔州的现实，抒写自己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感慨，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都远在一般登高篇什之上。
首联表现了诗人浓烈的生活情趣。诗人在客中，重阳到来，一时兴致勃发，抱病登台，独酌杯酒，欣赏九秋佳色。诗人酷好饮酒、热爱生活的情态，便在诗行中活现。
颔联诗笔顿转。重九饮酒赏菊，本是古代高士的传统，可是诗人因病戒酒，虽“抱病”登台，却“无分”饮酒，遂也无心赏菊。于是诗人向菊花发号施令起来：“菊花从此不须开”！这一带着较强烈主观情绪的诗句，妙趣神来，好像有些任性，恰好证明诗人既喜饮酒，又爱赏菊。而诗人的任性使气，显然是他艰难困苦的生活遭遇使然。这一联，杜甫巧妙地使用借对（亦即沈德潜所谓“真假对”），借“竹叶青”酒的“竹叶”二字与“菊花”相对，“萧散不为绳墨所窘”（《诗人玉屑》），被称为杜律的创格。菊花虽是实景，“竹叶”却非真物，然而由于字面工整贴切，特别显得新鲜别致，全联遂成为历来传诵的名句。
颈联进一步写诗人瞩目遐思，因景伤情，牵动了万千愁绪。诗人独身飘泊异地，日落时分听到一声声黑猿的啼哭，不免泪下沾裳。霜天秋晚，白雁南来，更容易触发诗人思亲怀乡的感情。诗中用他乡和故园的物候作对照，很自然地透露了诗人内心的隐秘：原来他对酒停杯，对花辍赏，并不只是由于病肺，更是因为乡愁撩人啊！
尾联以佳节思亲作结，遥怜弟妹，寄托飘零寥落之感。上句由雁来想起了弟妹音信茫然；下句哀叹自己身遭战乱，衰老多病。诗人一边诅咒“干戈”象逼命似的接连发生，一边惋惜岁月不停地催人走向死亡，对造成生活悲剧的根源──“干戈”，发泄出更多的不满情绪。这正是诗人伤时忧国的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
此诗由因病戒酒，对花发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结尾将诗的主题升华：诗人登高，不仅仅是思亲，更多的是伤时，正所谓“杜陵有句皆忧国”。此诗全篇皆对，语言自然流转，苍劲有力，既有气势，更见性情。句句讲诗律却不着痕迹，很象在写散文；直接发议论而结合形象，毫不感到枯燥。写景、叙事又能与诗人的忧思关合很紧。笔端蓄聚感情，主人公呼之欲出，颇能显示出杜甫夔州时期七律诗的悲壮风格。
此诗虽只短短四句，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情感。开头两句，表面上是在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而实际上是借此来反衬诗人落魄无依的心境。其言外之意是：又到了晚秋的季节，妇女们都在辛劳不息，自己当年也曾想过要干一番事业而落魄至今，一事无成，再也难以展露才华。一个“知”字，一个“催”字，表达出“光阴徒催人老”之意。这两句运用了拟人和烘托的手法，借景抒情，借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与蟋蟀催促妇女织布赶制裘衣来表现了诗人这种难遣的郁闷心情。
三四句，诗人的笔锋陡然一转，把自己比作高卧云壑的老松，早已饱尝了人间的炎凉世态，对功名富贵之类都看透了。因此，绝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挽著沧江无万牛”，说没有一万头牛都拉不动老松，言外之意是：此志甚坚，难以动摇。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把自己比做高卧云壑的老松，生动形象、 瘦硬蕴藉的语言有力地寄托了诗人拒绝与恶浊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的孤傲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慰勉之意。同时，诗人在这里化用了杜甫“云壑布衣鲐背死”和“万牛回首丘山重”两句诗，显得贴切自然。
此诗精雕细刻，瘦劲拗峭，体现了黄庭坚诗作瘦硬的特色。诗人曾说过：“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此诗正是他对上述主张的实践。全诗除第一句外，句句用典，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亦无斧凿之痕。
前人评黄庭坚诗，有所谓“草蛇灰线”之说，意即章法娴熟，结构细密，似断实连，不露痕迹。此诗正具有这样的特点。诗人感秋抒怀，但不明言，而把情融入景，写得十分含蓄，足见诗人笔力之高。
王维之诗自古有“诗如画”之说。品其诗如赏中国画。清新淡雅；读其诗似游神州万里江山，恢弘壮阔。诗中一句一词，点点滴滴，尽是诗人豪情万丈。《终南山》就是这样一首王维山水诗的亮点之作。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首联是说，巍巍的终南山高入云霄，与天帝的都城临近。绵亘不绝的山峦，延伸到遥远的大海之滨。
首联写终南山的远景，借用夸张的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知于远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远，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至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次联是说，我在深山前行，缭绕的云雾分向两边，回头望去，白云又在身后合成了茫茫的一片。我朝濛濛的青霭走去，一到面前却杳然不见。
次联写近景，“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的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历的人并不陌生。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濛濛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濛濛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蕴。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那些值得观赏的景物，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濛濛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惟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刚才呈现于眉睫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并不明说，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颈联是说，终南山是这样的辽阔，中央主峰把终南东西隔开，阳光照耀群山，千岩万壑或明或暗，深深浅浅。
颈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山从北到南的阔，则是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这样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经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的绵远，南北的辽阔，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这全景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的的千形万态。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尾联是说，我想在山里找一个人家投宿，隔着涧流，询问林中的樵夫。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对此，清沈德潜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集》）然而通过玩其语意，我们似乎可以领会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省略了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山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是怎样发现这一樵夫的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响动，使人循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居住，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艺术创作，贵在以个别显示一般，以不全求全，刘勰所谓“以少总多”，古代画论家所谓“意余于象”，都是这个意思。作为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深懂此中奥秘，因而能用只有四十个字的一首五言律诗，为偌大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诗旨在咏叹终南山的宏伟壮大。首联写远景，以艺术的夸张，极言山之高远。颔联写近景，身在山中之所见，铺叙云气变幻，移步变形，极富含蕴。颈联进一步写山之南北辽阔和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末联写为了入山穷胜，想投宿山中人家。“隔水”二字点出了作者“远望”的位置。全诗写景、写人、写物，动如脱兔，静若淑女，有声有色，意境清新、宛若一幅山水画。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