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古时的春秋季节有两次例行的祭祀土神的日子，分别叫作春社和秋社。此诗写了鹅湖山下的一个村庄社日里的欢乐景象，描绘出一幅富庶、兴旺的江南农村风俗画。全诗虽没有一字正面描写社日的情景，却表达出了社日的热闹欢快，角度巧妙，匠心独运。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诗的一开始不写“社日”的题面，却从村居风光写起。鹅湖山这地名本身很诱人，湖的名字使人想到鹅鸭成群，鱼虾满塘，一派山明水秀的南方农村风光。春社时属仲春，田里庄稼丰收在望，村外风光如此迷人，而村内到处是一片富裕的景象，猪满圈，鸡栖埘，联系第一句描写，描绘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只字未提作社的事，先就写出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这两句也没有写到村居的人，“半掩扉”三字暗示村民都不在家，门儿都半掩着。古人常用“夜不闭户”表示环境的太平安宁，“半掩”而不上锁，可见民风淳厚，丰年富足，这个细节描写是极有表现力的。同时，它又暗示出村民家家参加社日，巧妙地将诗意向后联过渡。
后两句写“社日”正题。诗人没有就作社表演热闹场面着笔，却写社散后的景象。“桑柘影斜”，夕阳西下，树影在地越来越长，说明天色将晚。古代习惯，祭社之处必植树。所谓“故园乔木”，即指社树，它象征乡里，故受人崇拜。其中桑、梓二木即古人常用为社树的树种。此诗的“桑柘”紧扣社日，即此之谓，可见笔无旁鹜。同时，村里植有“桑柘”，说明养蚕也搞得不错。遣词用语体现出诗人的艺术匠心。
春社散后，人声渐少，到处都可以看到喝得醉醺醺的村民，被家人邻里搀扶着回家。“家家”是夸张说法，说明醉倒情形之普遍。诗未写社日的热闹与欢乐场面，却选取高潮之后渐归宁静的这样一个尾声来表现它，是颇为别致的。它的暗示性很强，读者通过这个尾声，会自然联想到作社、观社的全过程。“醉人”这个细节可以使人联想到村民观社的兴高采烈，畅怀大饮，而这种欣喜之情又是与丰收分不开的。
此诗不写正面写侧面，通过富有典型意义和形象暗示作用的生活细节写社日景象，笔墨极省，反映的内容却极为丰富。这种含蓄的表现手法，与绝句短小体裁极为适应，使人读后不觉其短，回味深长。当然，在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一般不可能像此诗所写的那样好，诗人把田家生活作了“桃花源”式的美化。但也应看到，在自然灾害减少、农业丰收的情况下，农民过节时显得快活，也是很自然的。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乡村农民的赞赏与热爱之情。
这首《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从对悲壮的胡笳声的描写中，表现了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胡笳吹奏之声如人之悲鸣。汉末蔡文姬曾作过《胡笳十八拍》，用以配合胡笳的伴奏而歌唱，倾诉乱离的悲苦。但岑参的这首诗，悲中有壮，表现出特有的风格。诗人从三个方面，用不同的手法，反复、深入地表现胡笳的悲壮。
第一个方面，是开始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与“胡人”的吹奏情形结合起来写。诗中用红胡子、绿眼睛的“胡人”形象，来渲染异域情调，同时用“楼兰征戍儿”的“愁杀”来衬托胡笳声音之悲，“君不闻”三个字，隐隐透露出豪壮的情调。
第二个方面，是中间四句，将胡笳之声与边地的荒凉冷落情景结合起来写。这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安排在晓月欲坠之时，那刺骨的寒气，那呼啸不停的北风，与胡笳的悲声融为一片，似乎充塞宇宙，使天地也为之寒栗，这边塞的荒寒之境，使得胡笳之声倍增其悲。
第三个方面，是最后四句，作者把胡笳之声与送别直接结合。这四句在深情的诉说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无限厚意。“秦山遥望陇山云”，是指自己对颜真卿走后的怀念，但云遮雾障，望而不见，流露出一丝怅惘，正与胡笳的悲声相一致；“边城夜夜多愁梦”，又从边地着笔，悬希望颜真卿对自己的思念，直接与笳声相连。这两层意思，把送别时依依难舍之情，与笳声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动人的效果。尽管如此，诗中并无寻常送别那种凄然悲切的情调，从“秦山”、“陇山”、“边城”等字面中，仍然透出一种雄壮气魄。特别是最后一句，但用问句作结，意思并没有那么肯定，其中也包含着“不喜闻”而不得不“闻”之意。这些深长的余味，给全诗增加了悲而且壮的气氛。正如周啸天先生所说：“诗中的边关是那么哀怨又那么令人神往，月下胡笳的声音那么催人泪下又那么富于魅力，读者感同身受。大抵诗人这时已隐约下定亲历塞垣的雄心，此诗可谓其边塞诗的前奏。”（见《岑诗综论》）
这首诗为七言古诗，但开始却用八字句起头，用“君不闻”三字领起，显出陡然而起的气势。首句是问句，末句也是问句，前后呼应十分紧密。“胡笳怨兮将送君”，又用了楚辞句式，倍增激情。中间使用“顶真”手法，如“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语势贯通。全诗换韵频繁，开始四句作一韵（支微通押），较为舒缓；中间四句两句一转韵，平仄交替，由舒缓而变得特别急促；最后又四句作一韵，逐渐回复舒缓。这种错综交织的安排，恰切地表现了起伏顿宕、悲壮淋漓的激情。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本首诗作者主要表达自己的复国之志，要遗民们坚持抗清，而不能隐居遁世，待到复国后，功成身退，才算得上有高尚的节操。此两首诗用典精当，对仗工稳，虽是次韵，却能不受束缚而挥洒自如。
此首在友情基础上，将个人交往拓展为历史责任。开头展现现实图景，侧耳听关塞，满耳是清人的胡笳，再也不见汉军所驾的战车在中原纵横驰奔，不免愁上心头，深为复国前途担心。但作者的信心是不死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夏朝少康仅有一成即方圆十里的土地，仍使夏朝再度中兴。作者自己虽如苍龙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仍要行风播雨；虽如老树已年深月久，一到春天，仍要怒放鲜花；他曾说“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复国大计就一定要坚持！这不仅是顾炎武的志愿，也是傅山的追求。有了这些顽强卓绝之士，何愁事业不成？
他在结尾满怀希望地想象“待得汉廷明诏近”，朝廷论功行赏，要封他们做大官，而他和傅山已功成身退，一起到五湖去寻舟垂钓、归隐林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