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