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
这词写得极其凄惋，感伤成分浓厚，可是读后并不感到消沉颓丧，反而被其流注于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引起共鸣，寄予同情。一方面，与专主情致的悼亡之作有关。这类作品，因受题材—家常琐细，写法—今昔相比的制约，类多追思往事，叙写梦境，或表哀思，或诉衷肠，字字句句，无不从肺腑中出，以是感情真挚深厚，语调委婉低回，故尔极饶情致，扣人心弦。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发端两句，看似平淡，实最沉痛。“吹梦无踪，”有两种含义：一是说正在做着好梦。梦中相见，互诉衷肠，两情缝蜷，分外亲昵。孰料五更时分一阵凄风突然袭来，把好梦吹散，致使梦中情事，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依稀恍惚，了无踪影。一是说在漫漫长夜中，二更、三更、四更都悄悄地过去了，直到五更天将亮时，凄风透过帘幕吹进室内，一股寒气直扑过来，人被搅扰惊醒，整整一夜，压根儿没有进入梦境。
醒来之后，只觉形单影隽，枕冷袭寒，空荡荡一无所有。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正如小晏所说:“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阮郎归》）所以如此，乃缘“帘外五更风”在作怪。“五更风”最会捉弄人，秦少游就曾被它捉弄过。《如梦令》云：“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归路。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小别轻分，秦七尚感了无意绪，那死生异路，幽明永隔，除梦里有时相见，别无他法，然而“和梦也，新来不做。”则词人凄苦之情，又该怎样。这两句，实是一种不胜惋惜而又无限憎恨极其沉痛的呼唤。此中情意，在下面几句中，表达得更为深刻。
词人醒后，抬眼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画楼”打入脑际的，便是“重上”。因为在封建时代，妆楼与闺阁，是贵妇人主要活动场所。诸如登楼远眺，凭栏共语，饮酒赋诗，挑灯研读，都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而这些闺帷韵事，唱随之乐，如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一提及“画楼”，不期然而然的会发出“与谁同”的感慨。“与谁同”这一问，既说明词人正处于载独无依的境况中，同时还倾吐了重上时必是孤单单地无人相伴。个中滋味，与另词《御街行》“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所表达的情怀相一致。同样问得深沉，悲切，任何人读了，也会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记得玉钗斜拨火”二句，很明显是从“画楼”而忆及的闺中韵事之一。人的常情，越是在孤寂与痛苦之中，人们越是会常常忆起过去印象最深、极饶情趣的琐事，希望从饱含幸福与辛酸的回忆中，得到一点安慰。如前所述，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在金兵入侵前，朝夕相处，研究学问，日以继夜，乐此不疲。“玉钗斜拨火”这节的描写，正是对那时美好生活的追忆。“斜拨火”这一动作看闺帷中温卑的意趣，把人物形象活画了出来，使读者仿佛看到词人正手执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连她那兴致勃勃、心情欢快的神情和心灵手巧、娴熟利落的举止，都能体察得出。对当事人来说，这印象实在太深了，时刻不忘，恍如昨事。“记得”二字就表达了这种情意。而人们也能想象到：他们夫妇俩当年点着篆香，相对而坐，望着升起的烟柱，嗅着散发的芳香，冥思遐想，意会神谋，安定闲适，怡然自得的欢乐情景。“瑞脑香消魂梦断，”那一切的一切都象燃着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如同被吹散的梦一样，无影无踪，莫可追寻了。“宝篆成空，”份量极重，决不是小别轻分时“香冷金貌”、“瑞脑香消”所能比拟，简直可以说“万事皆空。”
过片“回首紫金峰”句，上承“画楼重上”而来。“回首”一句，自是载独无依，东西漂泊。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在词人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一思及，总想从这里找回什么，以慰愁怀，然而眼前所见，却是“雨润烟浓”水气云腾，烟雾弥俊，笼翠峰峦，挡住视野，看不到中原大好河山和可爱的故乡，那亲人“千里孤坟”上已拱的墓木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悲从中来，愁思起伏，恰如紫金峰前大江汹涌，滚滚东流，不可遏止。
“一江春浪醉醒中，”所蕴蓄的愁思，.不仅有己身孤苦伶仃之痛，更多的是国家危难局势飘摇之悲。这险恶的现实和不幸的遭遇，好似一场醒犹未醒的恶梦，噬啮着诗人破碎的心灵。顿使她陷于如醉如痴、迷离恍惚的状态中。此七字蕴义最富，极为含蓄，是全词的警句。陈廷焯说：“情词凄绝，多少血泪，”
“回首紫金峰，”故乡邀远，往事如烟，词人不禁清然泪下。
“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这句措辞有力，悲中带愤。“留得”一词，与上文“记得”“回首”一气贯通，使全词结构更加显得缜密。“前日泪”是指国破、夫亡、家散等不幸所积累抛下的痛苦之泪。故乡远隔，亲人永别，千言万语，向谁诉说，她只得把满腔悲痛与愤慨所凝成的血泪，从湿透了的罗襟上拧了下来，对着征鸿用力弹去。
“弹与征鸿”，化用鸿雁传书事，可与朱希真“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同样设想新奇。但就悼亡而言，则以借用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兄秀才入军》）句意，较为贴切。意思是说望着天际的归鸿，“倚楼无语理瑶琴，”通过琴声诉说凄苦情怀，寄托哀思，柳永所谓“无侈恨一，相思意，尽分付征鸿”（《雪梅香》）、贺铸“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乡目送归鸿”（《六州歌头》），所有词均如此都是这样。
这组诗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交，是陶渊明晚年的咏怀之作。这些诗歌通过对古代贫士的歌咏，表现了诗人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
第一幅景象当是黄昏所见，万物均有所依托，唯有空中那一抹孤云，无依无傍，在昏昏冥色中渐渐飘向不可知的远方，诗人不禁感慨：何时才能见到它的残光余辉呢？恐怕是不复再见了吧。第二幅是晨景，旭日染霞，驱散了隔宿的重雾，百鸟在霞光云天中翻飞，而独独有一禽迟举，它出林不久，未等天晚，又归还于故林。
诗末的感慨，是诗人经过一夜的感情酝蘖而来的。黄昏时，诗人因孤云远逝于昏冥之中而兴感，“何时见馀辉”，以反问出之，正见老人迟暮，预感生命无多的心境。于是很自然地会对人生的历程作反思，经过一夜不眠的回顾思索，诗人对自己的归隐而穷终于无悔，于是又借晨景一幅以引出感想，当初因不满于如众鸟向日般趋炎附势的世态，而久不从仕；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山，却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旋即归去来，正如那迟出早归的独鸟一般。于是他感慨道：自己坚守平素的生活道路，本是经过反复，量力而行的。也自知，这种生活免不了饥寒交煎的困苦；但是旧友零落，世无知音，既然如此，在贫困中终此一生，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何所悲”是解脱之词，更可见作诗其初诗人实是悲慨盈怀。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