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送别为主题的五言绝句。诗中诗人发自内心的祝愿，又流露出诗人蒙胧的不安与对友人深情的惜别。
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中曾说：“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从逻辑角度看，严沧浪显然认为五言绝句是难中之最了。后人对此当然难免有些争议，但其实严羽的感受是相当真实的。杨万里《诚斋诗话》中也说：“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王世贞《艺苑巵言》说：“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要(通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缓。”这就不但肯定了五言绝句的“难”处，同时也指出了五言绝句的“妙”处。难，就难在“小”而“促”，妙，也妙在“小”而“促”。本诗以区区二十字，写送别情怀，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堪称化“难”为“妙”的成功之作。
“西塞云山远，东风道路长”对偶轻盈脱俗，工稳端丽。“西塞”是行人的目的地。云山远隔，只在想望之中，诗人的朋友即将乘舟前往。西塞山在湖北，浔阳江在江西，船行是由东向西，逆水而上的。“东风”当然是顺风，可以减少逆水行船的困难。这既是写实，也包含着作者善意的祝福。当然，即使是一帆风顺，旅程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句“东风道路长”，既蕴含了诗人发自内心的祝愿，又流露出诗人蒙胧的不安与深情的惜别，寥寥五字，真是言简意赅，余味无穷。
后二句“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更进一层。既然客路工远，旅程孤寂，既然情热如火，不忍分离，那就该送上一程了。然而人不能送，因为情势不容；江潮也不能送，因为船向西而水东流，条件也不许可。那么，难道就让我的挚友孤雁独飞。去承受那漫漫征途中难耐的寂寞吗?不，诗人的心将时刻伴随着他。人心不比那无知的潮水，人心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它将伴送着行人，驶过浔阳江，驶向那云山深处的西塞。句中以“人心”与“潮水”对举，而一个“胜”字，便借流水的无情反衬出友人的多情。音节虽促，而蕴蓄深远，耐人寻味。
蔡京是北宋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投机官场，排除异己，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以他为首的群奸怂恿宋徽宗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从而使金兵南侵屡屡得手，导致北宋灭亡。但是，蔡京却又是北宋杰出的书法家，他主编汇刻丛帖《大观帖》，为保存中国历代书法珍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职权及自己的影响，促使木兰陂工程的成功建造，也算是为他的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
1125年（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在金兵逼近开封时，匆匆忙忙把帝位让给宋钦宗，带着蔡京等一帮宠臣南逃。开封的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给钦宗，要求严惩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宋钦宗迫于情势，下令把蔡京流放到海南岛。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湖南长沙）。
这首小令虽然只有八句，思想内容却很丰富，既有作者对现实的艰难处境的展示，也有对往昔的怀恋乃至炫耀，还反省了自己落败的原因。
这是一首带过曲。作者化用苏轼词意，抒发了离愁别恨，又流露了青春易逝，人生易老的伤感。曲子前部分《楚天遥》咏杨花，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后部分《清江引》咏海潮，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开首四句既写大自然春景，又寓人生哲理。人们对于美好与幸福（花开）总是欢欣鼓舞的，而对于衰颓和没落（花落）则感到惆怅、迷惘。“花落春如醉”句用移情法将人的“醉”移到“春”上，“春醉”实为“人醉”，入醉便失去意志上的自控。但此时作者荡开一笔，言“春醉有醒时”，意为季节更替，春天还会再来。但这并未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生机：人一经衰老，青壮便不复返。如此，为全曲定下了伤感的基调。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薛曲在此化用时却着意于“问君能有几多愁？”“万点杨花坠”下三句化用了苏轼《水龙吟》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句意。这样把《楚天遥》连起来体味，就仿佛看到主人公的悲愁像春水一样滔滔不绝。
《清江引》基本化用了苏轼《八声甘州》词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句意，毫无镶嵌拼凑之痕迹，而意境有所开拓。结句“更那堪晚来风又急”，字面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怎敌他晚来风急”句同一机轴，却是意象发展至此水到渠成之句，而境界也比李词更为开阔。抒情主人公送走离人，把“情”托付给风寄向远方无际的天涯，可见愁无尽头。和苏轼相比，同样是“愁”，但无苏轼旷达。薛昂夫其将“用世”之心蕴于曲中的字里行间，将绝望盘结在心中，用痛苦的呻吟来得到某种宣泄，从而使这首带过曲也以不同于他其他豪放之作的风格加入到了元后期散曲伤感文学之波中。
这首诗，只八句五十六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诗的前四句，写催租吏手拿公文，大摇大摆，又怒又笑，催租之外，索要酒钱。后四句，写农民拿出仅有的三百钱，不够差吏喝酒钱，权当草鞋费。这首诗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
第一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抓住了“催租”的主题。全篇只有八句，用单刀直入法是适宜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还有，“催租”是个老主题，用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单刀直人法写老主题，容易流于一般化。然而一读诗，就会感到不但不一般化，而且很新颖。这新颖，首先来自作者选材的角度新。请看：“输租得钞”，这四个字，已经简练地概括了官家催租、农民想方设法交清了租、并且拿到了收据的全过程。
旧社会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老话：“早完钱粮不怕官。”既然已经交清租、拿到了收据，这一年就可以安生了。诗人《催租行》的创作，也就可以搁笔了。然而不然，官家催租的花样很多。农民欠租，官家催租，这是老一套；农民交了租，官家又来催，这是新名堂。范成大只用“输租得钞”四个字打发了前人多次表现过的老主题，接着用“官更催”三个字揭开了前人还不太注意的新序幕，令人耳目一新。这新序幕一揭开，一个“新”人物就跟着登场了。
紧承“官更催”而来的“踉跄里正敲门来”一句极富表现力。“踉跄”一词，活画出“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敲”主要写“里正”的动作，但那动作既有明确的目的性——催租，那动作的承受者就不仅是农民的“门”，主要的是农民的心。随着那“敲”的动作落到“门”上，就出现了简陋的院落和破烂的屋子，也出现了神色慌张的农民。凭着多年的经验，农民从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中已经完全明白敲门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干什么，于是赶忙来开门。
接下去，自然是“里正”同农民一起入门、进屋，农民低三下四地请“里正”就座、喝水……这一切，都没有写，但都在意料之中。没有写而产生了写的效果，这就叫不写之写。在这里，不写之写还远不止此，看看下文就会明白。“手持文书杂嗔喜”一句告诉人们：“里正”进屋之后，也许先说了些题外话，但“图穷匕首现”，终于露出了催租的凶相。当他责问“你为什么还不交租”的时候，农民就说：“我已经交清了！”并且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里正”接过收据，始而发脾气，想说“这是假的”，然而看来看去，千真万确，只好转怒为喜，嬉皮笑脸地说：“交了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你这儿弄几杯酒，喝它个醉醺醺就回家罢了！”通过“杂嗔喜”的表情和“我亦来营醉归尔”的语气，把那个机诈善变、死皮赖脸、假公济私的狗腿子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催租吏一到农家，农民就得设宴款待。“里正”既然明说要尽醉方归，那么接下去，大约就该描写农民如何借鸡觅酒了。然而出入意外，作者却掉转笔锋，写了这么四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钱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极言爱惜。小小的钱罐里好容易积攒了几百钱，平时舍不得用，如今逼不得已，只好敲破罐子一股脑儿送给“里正”，还委婉地赔情道歉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喝一顿酒，您为公事把鞋都跑烂了，姑且拿去贴补草鞋钱吧！”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下面当然还有些情节，却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这也算是不写之写。
“里正”要求酒席款待，农民却只顾打破悭囊献上草鞋钱，分明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不怕碰钉子、触霉头。因为“里正”口头要酒，心里要钱，农民懂得他内心深处的潜台词。何况，他口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矛盾：有了钱，不就可以买酒吃吗？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跨越“里正”的潜台词以及农民对那潜台词的心照不宣，便去写送钱。“扑破”一句，实际上用了杜诗“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典故。扑破“悭囊”，不多不少“正有三百钱”，说明农民针对“里正”“醉归”的要求，正是送酒钱，却又不直说送的是酒钱，而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其用笔之灵妙，口角之生动，也值得玩味。
这首诗的纪事，就不是寸步不遗，而是大幅度的跳跃，同时又“气象联络”。八句诗四韵：“催”、“来”押平声韵，“喜”、“尔”押上声韵，“拳”、“钱”押平声韵，“醉”、“费”押去声韵。韵脚忽抑忽扬的急遽转换，也正好与内容上的跳跃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