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写在秋天的一个早晨，诗人登上巴丘山，眺望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居高临下，湖光山色，无不尽收眼底。清澈的湖水和明朗的天空交相映照，充分显示了天高气爽的秋色之美。诗人对之不禁赞叹不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
开头六句是写意，是概括的描写，淡淡几笔勾勒出大致的轮廓。接着六句则是工笔，用鲜明的色彩细致地加以刻画。“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两句写静态：山青树也青，远看山和树简直浑然一体。水是碧绿的，没有被朦胧的寒冷的暮霭所笼罩。“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两句写动态：湖面上突然出现风帆，原来是过往的船只；天空中鸟儿翱翔而过，朝着日出的方向飞去，逐渐消失了。“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两句写洞庭湖周围的秋景：长沙浦水净风清，云梦泽的田野蒙上一层白霜是那样空明。
“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北渚既荡漾，东流自潺湲。”这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身世之感。诗人看到水流不息，联想到那已经过往的岁月和消逝的年华，不禁感慨万端，悲从中来。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莲。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这里运用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意思是说，无论是善于唱歌的歌手唱起《白雪歌》，或者是越地的女子唱起《采莲曲》，都无法使作者高兴起来，反而更加悲伤。诗到这里，戛然而止。“泪如泉”的原因，诗人没说，留给读者去联想，去思索。
此诗为五言古诗，而语言工致，对用对仗，可见是吸取了近体诗的特点。李白诗歌素以雄奇奔放、豪迈不羁著称，但这首诗表现出李白诗歌精细工致的另一面。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这是一首表达孤寂惆怅的言情词。全词所写的乃是心中一种常存永在的惆怅、忧愁，而且充满了独自一人承担的孤寂、凄冷之感，不仅传达了一种感情的意境，而且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意蕴深远，感发幽微。
上阕开门见山，首句用反问的句式把这种既欲抛弃却又不得忘记的“闲情”提了出来，整个上片始终紧扣首句提出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回环反复，表现了作者内心感情的痛苦撕咬。
“谁道闲情抛掷久。”虽然仅只七个字，然而却写得千回百转，表现了在感情方面欲抛不得的一种盘旋郁结的挣扎的痛苦。而对此种感情之所由来，却又并没有明白指说，而只用了“闲情”两个字。这种莫知其所自来的“闲情”才是最苦的，而这种无端的“闲情”对于某些多情善感的诗人而言，却正是如同山之有崖、木之有枝一样的与生俱来而无法摆脱的。词人在此一句词的开端先用了“谁道”两个字，“谁道”者，原以为可以做到，谁知竟未能做到，故以反问之语气出之，有此二字，于是下面的“闲情抛弃久”五字所表现的挣扎努力就全属于徒然落空了。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上面着一“每”字，下面着一“还”，字，再加上后面的“依旧”两个字，已足可见此“惆怅”之永在长存。而“每到春来”者，春季乃万物萌生之时，正是生命与感情觉醒的季节，词人于春心觉醒之时，所写的却并非如一般人之属于现实的相思离别之情，而只是含蓄地用了“惆怅”二字。“惆怅”者，是内心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惘的情意，不像相思离别之拘于某人某事，而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
“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既然有此无奈的惆怅，而且经过抛弃的挣扎努力之后而依然永在长存，于是下面两句冯氏遂径以殉身无悔的口气，说出了“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两句决心一意承担负荷的话来。上面更着以“日日”两字，更可见出此一份惆怅之情之对花难遣，故唯有“日日”饮酒而已。曰“日日”，盖弥见其除饮酒外之无以度日也。至于下句之“镜里朱颜瘦”，则正是“日日病酒”之生活的必然结果。曰“镜里”，自有一份反省惊心之意，而上面却依然用了“不辞”二字，昔《离骚》有句云“虽九死其犹未悔”，“不辞”二字所表现的，就正是一种虽殉身而无悔的情意。
下阕进一步抒发这种与时常新的闲情愁绪。词人把这种迷惘与困惑又直接以疑问的形式再次鲜明突出地揭诸笔端，可谓真率之极；而在“河畔青芜堤上柳”的意象之中，隐含着绵远纤柔、无穷无尽的情意与思绪，又可谓幽微之至。
“河畔青芜堤上柳。”下半阕承以“河畔青芜堤上柳”一句为开端，在这首词中实在只有这七个字是完全写景的句子，但此七字却又并不是真正只写景物的句子，不过只是以景物为感情之衬托而已。所以虽写春来之景色，却并不写繁枝嫩蕊的万紫千红，只说“青芜”，只说“柳”。“芜”者，丛茂之草也，“芜”的青青草色既然遍接天涯，“柳”的缕缕柔条，更是万丝飘拂。簇这种绿遍天涯的无穷草色，这种’随风飘拂的无尽柔条，它们所唤起的，或者所象喻的，该是一种何等绵远纤柔的情意。而这种草色又不自今日方始，年年河畔草青，年年堤边柳绿，则此一份绵远纤柔的情意，也就年年与之无尽无穷。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所以下面接下去就说了“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二句，正式从年年的芜青柳绿，写到“年年有”的“新愁”。虽是“年年有”的“愁”，却又说是“新”，一则此词开端已曾说过“闲情抛弃久”的话，经过一段“抛弃”的挣扎，而重新又复苏起来的“愁”，所以说“新”；再则此愁虽旧，而其令人惆怅的感受，则敏锐深切岁岁常新，故曰“新”。上面用了“为问”二字，下面又用了“何事”二字，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疑问语气，从其尝试抛弃之徒劳的挣扎，到问其新愁之何以年年常有，有如此之挣扎与反省而依然不能自解。在此强烈的追问之后，词人却忽然荡开笔墨，更不作任何回答，而只写下了“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两句身外的景物情事，仔细玩味，这十四个字却实在是把惆怅之情写得极深。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试观其“独立”二字，已是寂寞可想，再观其“风满袖”三字，更是凄寒可知，又用了“小桥”二字，则其立身之地的孤伶无所荫蔽亦复如在眼前，而且“风满袖”一句之“满”字，写风寒袭人，也写得极饱满有力。在如此寂寞孤伶无所荫蔽的凄寒之侵袭下，其心情之寂寞凄苦已可想见，何况又加上了下面的“平林新月人归后”七个字。“平林新月”，则林梢月上，夜色渐起，“人归后”，则路断行人，已是寂寥人定之后了。从前面所写的“河畔青芜”之颜色鲜明来看，应该乃是白日之景象，而此一句则直写到月升人定，则诗人承受着满袖风寒在小桥上独立的时间之长久也可以想见了。如果不是内心中有一份难以排解的情绪，有谁会在寒风冷露的小桥上直立到中宵呢？
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