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前两句写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和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后两句是诗人在发泄幽愤，既是对唐玄宗的讽刺，也是对忠谏之臣的赞美和惋惜。全诗文笔流畅，言浅意深，篇幅虽短小，立意却不凡。
诗中第一句“阊阖千门万户开”极写唐玄宗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阊阖，本是传说中的天门，但诗人为表现唐玄宗的威严和气势，特意把它放在句首，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此外，按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皇家宫殿，即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也不会有“千门万户”同时打开的浩大声威，但诗人在这里巧用夸张手法，着意描写皇宫的富丽堂皇，着意描写李隆基的威势。
“三郎沉醉打球回”，突显出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诗人虽是宋朝人，却直呼“真龙天子”的小名“三郎”，未免也有不敬之嫌；又与前句的“阊阖”相对，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戏谑的色彩。“沉醉打球回”，一方面是说唐玄宗打了球、喝了酒，醉熏熏地归来；另一方面着重用“沉醉”二字刻画唐玄宗醉生梦死、淫乐无度的内在气质。前句“千门万户开”，把唐玄宗的威势写到了极点，后句“沉醉打球回”，把唐玄宗的淫乐也写到了极点；在这一“始”一“放”之间，诗人的态度立然可见。
诗的后两句着重揭示唐玄宗之所以能够这样淫乐无度的原因：“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原是玄宗朝中的直臣，“尝谏明皇宴乐，常改容谢之”，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后来，张九龄以老乞休，韩休不久病逝。表面上看来，诗人似乎在直陈史事，对这位“沉醉打球回”的风流天子未贬一语。但实际上，句中“潜台词”是很多的。
其一，张九龄已老乞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后期已经不想励精图治，只信任“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只愿意听阿谀奉承的顺耳话，不听直言敢谏的臣子的逆耳话。
其二，“无复明朝谏疏来”，似乎是“九龄已老韩休死”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又是在暗示唐玄宗的心理活动：那些讨厌的老臣都不在了，朕只管花天酒地地玩。
其三，即便是张九龄、韩休都已经不在了，朝中应该不会连一个直臣都不剩，暗示出关键在于唐玄宗再也不任用直臣。因此，诗的后两句虽然看起来是客观陈述，实际上处处是在指责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流露出诗人对封建统治者乐极生悲的告诫。
全诗篇幅虽短，立意可谓不凡。文笔流畅，言浅意深。诗人忧国忧民，一片忠心可掬。诗人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又曲折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当朝统治者腐败政治的不满。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