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江难晚别，荒郡易秋悲。
月送潮声早，云随雁去迟。
幕中知有子，太守只题诗。
空江难晚别，荒郡易秋悲。
月送潮声早，云随雁去迟。
幕中知有子，太守只题诗。
此诗开篇即大肆渲染背景：吹的是凉飕飕的北风，飘的是纷纷扬扬的雪。这既是实时描述，也是国家危乱之象。众人为了逃难，呼朋引伴，携手同行。诗中展现了一幅急惶惶四处奔逃的惨景。
全诗共三章，前两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改了三个字。把“北风其凉”改为“北风其喈”，意在反覆强调北风的寒凉。而改“雨雪其雱”为“雨雪其霏”，无非是极力渲染雪势的盛大密集。把“携手同行”改为“携手同归”，也是强调逃离的意向。复沓的运用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各章末二句相同。“其虚其邪”，虚邪，即舒徐，为叠韵词，加上二“其”字。语气更加宽缓，形象地表现同行者委蛇退让、徘徊不前之状。“既亟只且”，“只且”为语助词，语气较为急促，加强了局势的紧迫感。语言富于变化，而形象更加生动。
北风与雨雪，是兴体为主，兼有比体。它不只是逃亡时的恶劣环境的简单描写，还是用来比喻当时的虐政。后面赤狐、黑乌则是以比体为主，兼有兴体。它不仅仅是比喻执政者为恶如一，还可以看作逃亡所见之景。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句意蕴丰富，耐人玩味。
朱熹《诗集传》说此诗“气象愁惨”，指出了其基本风格。诗三章展示了这样的逃亡情景：在风紧雪盛的时节，一群贵族相呼同伴乘车去逃亡。局势的紧急（“既亟只且”），环境的凄凉（赤狐狂奔，黑乌乱飞）跃然纸上。
本词描写泛舟兰溪的闲情逸致，表现了作者对故乡山川风物的热爱。本词有和婉优美的意境，朴素平易的语言，轻捷明快的节奏，读之颇觉轻松，回味又觉恬淡温馨。
开头一句说，船儿分开波浪，平平稳稳地前进，用“桂”修饰“棹”，说明这是一只装修精美、小巧玲珑的游艇；“悠悠”，说明船儿走得不紧不慢，反衬出船上人悠闲自在的情景。“烟幕层峦，绿水连天远。”这是词人在船上看到的景物，烟雾缭绕中群山起伏连绵，湖上荡漾的绿水一望无际，一直伸向远远的“天边”。风光美好，景色宜人，词人心旷神怡，不免诗兴大作，“赢得锦囊诗句满，兴来豪饮挥金碗。”美好景致的感染，使他灵感顿至，得到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赢得”，获得、得到；“满”，极言其多。创作的收获，使他得意之极，于是挥动“金碗”，开怀畅饮。“挥”字生动地写出饮酒时踌躇满志，兴高采烈的神态。诗句盛满“锦囊”，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手法用得恰当，“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所以读起来自然贴切，绝不会感到“言过其实”。
过片之后，继续写景，同时表达词人的感受，曲折回环，极其细密。“飞絮撩人花照眼”，“撩”字和“照”字，把漫天飞舞的柳絮和五彩缤纷的花朵写活了。本来，“撩人”也罢，“照眼”也罢，是人的主观感觉，此句中的“人”，反而变成了被动者，“飞絮”和“花”反而成了“使动者”，似这样构思奇特、新颖的句子，可谓神来之笔。“天阔风微，燕外晴丝卷”两句，进一步写出天晴朗、风和日丽的时令特征，辽阔的天空，细微的云丝，本是静境描写，但有微风吹拂，燕子飞舞，又使静中有动，“外”字分明地勾勒出景物的层次，放眼望去，燕子是在“卷”着“晴丝”的碧蓝的天下飞翔的，因此才说是“燕外”这两句用字恰到好处，颇见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词人观察细致，因此能用了了数字，绘出符合生活真实的画面。 “翠竹谁家门可款？舣舟闲上斜阳岸。”一边观赏风景，一边饮酒赋诗，可知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该回去了，遥望岸上，于是他想到，那绿竹掩映的人家，谁家可以款待我呢？想必那其中有他的熟人和亲友住居的处所，大概他已经考虑成熟，于是驱舟上岸。
尾句与首句相呼应，从内容来说，叙述完了整个游程。由小船“分浪稳”起，到小船在“斜阳”中泊岸止，这样写就人的审美心理看，顺乎常情，且使全词上下贯通为浑然一体，结构更臻完善。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