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枋得此诗,抓住了杜鹃鸟啼声的这些特点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其最成功之处在于用望帝的传说来抒发自己彻骨的思归之情,并把这种情绪描绘得缠绵往复,回肠荡气。
作者在二十八字的短短篇幅里,高度地集中题材。全诗紧紧围着一个人(作者自己)、一种物(杜鹃)、一件事(归)展开。仅从字面上来看,四句中有两句出现了作者自己,两句出现了杜鹃鸟,三句出现了“归”字。进一步研读,还发现其实四句都没有离开这人、物、事三者。这种反复吟唱的写法,类似民歌中的复沓,仿佛仍有“杜鹃催人归,我归,我归,我归……”的旋律不断萦绕耳际,律感强烈,引起共鸣。
全诗的结构也十分巧妙。诗的开篇先用杜鹃催归起兴,并连用“日日”二字,足见此鸟之殷勤多情,好像在说物有情而人无意。但接下来次句却说,我的归心如此急切,可惜无人知道,当然,杜鹃也是不理解我的。这样一来便使起兴鹃鸣反倒成了铺垫,从而把作者思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三、四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人与杜鹃之间形成直接联系,用人向物发问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归期的盼望和对可能出现的永无归期的忧虑。
通观全诗,这种由物(劝归)到人(思归),再由人(问归)到物(预示归期),最后仍然归结到人(归期何时)的结构方式,在人、物、事三者之间构成循环不断的关系,极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缠绵不绝、难解难断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