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诗人以短短四句写出淮岸硖石古寺那样一片天地,同时表现了诗人的情感活动,面对眼前的山寺,虽身未能至而心向往之。
船停泊在淮河岸边的硖石山下,山上坐落着一所古寺。山并不高,但从河底的船中仰视,寺里的古塔却给人“半倚天”之感。硖石一带环境幽静,加上古寺高踞山巅,遂使诗人觉得寺中的老僧,佛性圆足,超脱尘境。舟行是寂寞的,此时舟泊硖石,诗人想到方外老僧,起了探胜造访的念头,他是在舟中纵目眺望,然后登上了河岸,但发现松径边寺庙的栅栏是锁着的,寂无人迹。于是希望变成了怅望,古寺在诗人的心理上愈去愈远了。然而就在这怅望之际传来了暮钟的声音,一声声进入画船。那佛国世界本已遥远难即,此时却放出钟声来到人间,这种声音,发人深省,令人神往。
这四句诗,在地理位置的处理下,先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境界开朗;在景物与感官的搭配上,又有动有静,有视觉又有听觉的感受,从而使读者细密地品味出作者当时的心情。唐张继《枫桥夜泊》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写红尘扰乱中的寺庙钟声;这首诗写人烟稀少处的寺庙钟声,各自意境不同,都写得很美。
诗在空间位置的处理上,首句是向上仰观古塔,末句是钟声下及画船。自下而上,复又自上而下,硖石古寺在心理上高远超脱的印象,即不待刻画已自然形成。在景物的搭配上,既有动,又有静,既有山巅古寺,又有水滨画船。于互相映衬中突出了硖石寺的静穆,而不显得枯寂。末句由写视觉感受,转到写钟声,更添出无限诗意。那钟声在船头,在水上,荡漾传送,终于消失,但在诗人心灵深处却悠然不尽,久久牵动着他的情思。诗似收而未收,富有余味。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此诗写思亲之情。每四句为一解,共六解。第一解写睹物思人,而人不在;第二解写失去依恃,泪流不已;第三解以写鹿麂飞鸟之乐,反衬己悲;第四解写孤独无依之哀;第五解写怀忧早衰;末解痛亲早亡。全诗写得质朴、本色,且其中有作者诗文“工于言情”的特点,十分细致、生动。
诗人从人亡物在写起,“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俯仰之际,看到死者生前用过的帷幕、几筵,不禁触物伤情,勾起物在人亡之痛。起笔十分自然。
接着以“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点明丧亲思痛的主题。诗人在极度悲伤中,似乎觉得父亲是在十分短疾的时间里忽然远离自己而去的。“倏忽”一词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曹丕丧亲之后,恍然若失的心态。失去曹操不仅失去他生活上的引导者,也失去他政治上的扶持者,因此,使他“靡瞻靡恃,泣涕涟涟”。这里,诗人运用《诗经》的成语“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来抒写失去父亲的哀伤,显得很贴切。失去了自己所瞻仰依恃的人,自然使他止不住要“泣涕涟涟”了。于是,这一解紧承开头,进一步展现诗人失去父亲的悲痛心情。
然而,诗人的笔触没有继续顺着第二解直倾自己的哀痛心情,却是突然插人鸣鹿衔草呼唤小鹿,飞鸟挟子归巢的具体形象:“呦呦游鹿,衔草鸣鹰。翩翩飞鸟,挟子巢枝。”写出有所“瞻恃”的欢乐,以动物亲子之间的和谐、亲爱来对比,反衬自己的丧亲之哀。笔势跌宕,拓深了诗歌的意境。
接着,“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句又转入实写,叙述自己孤寂无依,内心的痛苦是人莫能知的。此写出忧苦之多,《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句,是表现征人思念家乡、亲人的心情的、诗人借用来表达自己丧亲后的孤茕悲苦是很恰当的。
第五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紧接上一解中的“优”字展开,由忧字写到自己白发早生,从忧伤到早衰,还是从自己亡亲之痛着笔的。
最后,“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日仁者寿,胡不是保?”转笔写怀亲,悲痛父亲早逝。既然,古语说仁者可以长寿,自己的父亲却活得不够长。满腔悲痛,进发而出。诗歌也就在这浓重的悼亲、思亲的情绪中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