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

　　此词是作者怀念苏州去姬的词。

　　“梦醒芙蓉。风檐近、浑疑佩玉丁东”二韵，从盼望去姬归来兴起。芙蓉帐中梦醒，听到房檐风声，还疑似去姬衣带上玉佩丁东作响。

　　“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一韵，见景思人，写惜别之情。门前的青山绿水，都引发对去姬行踪的怀恋之情。“都是”二字，形容思念之深，映入眼帘的一切景象，都能勾起对爱姬的惜别之情。这里可能就他们分手之处，当时离别的行踪，念念不忘。

　　“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一韵，写相思之苦。宋玉有悲秋之赋，今日“我”的痛苦，比宋玉悲秋更苦，这是更进一层的写法。衬出对去姬怀恋的苦衷。作者喜用“瘦”字，如：“泪鸿怨角，空教人瘦”（《瑞龙吟》）；“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夜游宫》）；“诗清月瘦昏黄”（《高阳台》）。这大概受李清照名句“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绿肥红瘦”（《如梦令》）的影响。

　　“小黄昏，绀云暮合，不见征鸿”一韵，写时间转瞬已是黄昏日落，但仍不见鸿雁传书。

　　词的上片，从梦醒至黄昏，终日思念去妾，依依惜别、望归之情，渗透纸上。

　　“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一韵，承上回溯爱妾初去之时，如今燕泥旧迹犹存，但已人去楼空了。一个“认”字，写出对去妾的念念不忘。“返照”与上片“黄昏”相应。此韵用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典故，隐示作者苏州去妾之事。

　　“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哀蛩”一韵写今情。夜深人静，心事重重，室外破墙根下，蟋蟀哀鸣。一个“哀”字，衬托出心事的哀苦。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江寒夜枫怨落，怕流作，题情肠断红”一韵，承上进一步写“夜阑心事”。由秋枫叶落联想到红叶题诗故事。这是唐代盛传的良缘巧合的传说。唐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从御沟中拾到一片红叶，上面题有绝句一首，他就收藏在箱子里。后来宣宗放宫女嫁人，卢渥前往择配，恰巧选中题诗者，婚后，宫女在箱中发现红叶，卢渥方知题诗者就是他的妻子。（见范摅《云溪议》卷十）这个典故本极平常，作者用一“怕”字，反其意而用之，完全融入个人爱情悲剧。“怨落”与“肠断”都是作者的心理反映。这里见出活用典故的方法。

　　“行云远，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一韵，写去姬远在月中。这里连用“行云”、“淡蛾”，暗喻去姬，引发读者联想美女的形象。人在月中，可望而不可即，一个“远”字，写出作者相思的怅惘之情。

　　词的下片重点描绘作者的“夜阑心事”，“哀蛩”、“怨落”，把昆虫、植物拟人化，又活用红叶题诗典故，都反射出作者对去姬思念之深，怀恋之切。

　　这首词描绘作者终日思念去姬的心绪，在艺术手法上有两点较为突出。

　　一是见景生情：清晨梦醒，听风声、水声、观秋花，处处都引发惜别之情。又“小黄昏、绀云暮合”夕阳西下，不见传来书信，内心何其失望与惆怅。由“灯外败壁哀恐”，搅扰“夜阑心事”。见到月中桂树，联想到“行云远”人在月中。情景相融，意境优美。

　　二是活用典故：如“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用一层写法，自己怀人之苦，甚于宋玉悲秋。又如“宜城当时放客”，用顾况诗意自喻苏州去妾之事，亦较自然。又如以红叶题诗之典，加一“怕”字，境界耐人体味。尾韵暗用楚王与神女相会之事以及嫦娥奔月故事，与作者思念去姬之情，也较吻合。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体讽刺散文，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炼的笔墨记述了故事的经过，可说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写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却如败絮之劣，在一优一劣而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发问，“将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责，“甚矣哉，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个“欺”字，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正是这个文眼，才引起卖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议论。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通过卖柑人之口，揭露那些达官绅士欺世盗名的真相。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卖者笑曰”一个“笑”字用得很好，首先表现在后面的大段议论只是由一个小商贩在谈笑诙谐中说出，这就亲切又可信；其次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对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的鄙视。小商贩的回答也是巧妙之极，用一句反问“而独不足子所乎？”它揭示面对“欺”道横行的社会，人们已经麻木。紧接着再用一个反问“而独我也乎？”这个反问比前一个反问更有份量，它既突出了言者对“欺”道横行社会的强烈憎恨，又使愤懑之词如流涌出。为证实自己的论点，卖柑者以排比句式，历数了行“大欺”的人。先用两个长排比句描写武将“洸洸乎干城之具”、文官“昂昂乎庙堂之器”，以之与柑子“烨然”外表相对照；接着又连用五个短排比句揭露其实质，原来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治军之众。为了更琳漓尽致地宣泄自己愤世嫉邪之情感，文章又用两个反问句进行反复揭露。反复揭露使卖柑者“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指责得有理，批评得有力。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尾，作者没有写自己如何慷慨激昂地响应卖柑者之言，却是“退而思其言”，这样既使文章形成一种跌宕美，也表明作者在深思熟虑之中品味其言的真谛所在，承认其言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篇文章由买卖一个坏了的柑橘的小事引起议论，假托卖柑者的一席话，以形象、贴切的比喻，揭示了当时盗贼蜂起，官吏贪污，法制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冠冕堂皇、声威显赫的达官贵人们本质上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的人物，从而有利抨击了元末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还有社会当下的黑暗，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