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凡四十八句二百四十字，依照传统的分法，前廿六句为第一部分，后廿二句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写自奉诏入京到遭谗被逐后的经历与心迹。这一部分先以六个诗句从东晋名臣谢安的事迹引入。谢安字安石，四十余岁出仕，官至宰相，死后赠太傅，故诗篇首句称“谢太傅”以表敬重。《世说新语·识鉴》记“谢公在东山畜妓”，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每畜女妓，携诗游肆”。诗歌次句“携妓东山门”即指此而言。“楚舞”、“吴歌”二句是以夸张的笔墨描写谢安携妓出游，“醉碧云”形容江南女子舞姿优美，绚人眼目，使碧空的晴云也为之沉醉；“断清猿”形容江南女子歌喉软媚，婉转耳际，使凄清的猿鸣也为之息音。李白以此二句极写谢安隐居东山的逍遥佚乐，是为谢安此后出山为政建立功绩作有力的反衬。于是接写谢安不久即为了百姓起而从政，并在“谈笑”之间使百姓得到安宁。谢安在当时以镇静从容的气度著称。《世说新语·雅量》第三十五条及《晋书·谢安传》均记述了谢安怡然自若地指挥了决定东晋存亡的肥水之战，而肥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王朝羸得了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谈笑安黎元”一句当暗指此。这六个诗句全由开篇的“尝高”二字统起，“高”即推崇敬佩，鲜明地表现出诗人对谢安能隐能仕的敬崇之情。以下“吾亦爱此人”一句与篇首“尝高”二字呼应，结住了对谢安的称颂，引出以下自己奉诏入京之事。“丹霄”即天空，此句意为希望在天空翱翔，喻希冀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此即指被征入朝的心情。玄宗的征召使李白极度兴奋，以为自己终于“遭逢”到玄宗这个“圣明主”，故而他大胆地向玄宗进献国家“兴亡”之“言”。然而李白一片赤诚报国的忠心招来的却是谗言和谤语，所以接着的“白璧”、“青蝇”两个诗句，通过典故写自己清白的心地无辜受谤。“青蝇”指谗言毁人的小人，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第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汉朝王充《论衡·累害》又以“青蝇所污，常在素练（白绢）”喻奸邪诬陷忠良。至初唐陈子昂更有“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的诗句，“素”转为“白璧”，且更强调被污之冤。李白化用前人诗句、文句，写出“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的名句，进一步道出“青蝇”之有意点污与“白璧”之无辜受害，其愤激之情、痛切之意大大超过前人。冤狱既成，李白只能被逐出京，于是以“一朝”、“十载”两个诗句记此。“京国”指京城长安，“梁园”本汉代梁孝王所建的游苑，故址在今开封市东南。李白出京后漫游四方，常住梁园，此处又可泛指漫游所历之地。这是一组对偶句，对仗之中，“一朝”与“十载”是时间上的对比，一强调离京之速，一极言漂泊之长；“京国”与“梁园”是空间上的对比，配以“去”、“客”两个动词，突出了诗人以“京国”却不得不离去的一怀漂泊客子之情。这是诗人极为痛心地道出的两个诗句，收来了入京及被逐的经历。以下自诗篇的第十五句始，诗人写出了一连串八个更具象喻意味的诗句。“猛犬”喻把持朝政的权臣，“九关”即九重之门，象征至高无上的朝廷，此句源于《楚辞·九辩》：“岂不闻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与《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隐含了权奸把持朝政尽进谗言之深意。“杀人愤精魂”紧承上句，“杀人”是猛犬施虐的结果，“精魂”是说被虐杀的精英魂魄无比激怒，这之中当然也包含了诗人自己的愤忿。这两句是通过象喻来写实，以下六句则是通过象喻来表现诗人对朝廷的希望。“太阶”本星座名，又称三台星，古代以星座象征人事，称朝廷的最高官员“公”为“三台”，《晋书·天文志上》记有“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之说，此处之“太阶”即代指最高官爵。“夔”舜时的乐官；“龙”即龙子，古代贤人，孟子曾举其语告滕文公；此处“喻指贤臣”“桃李”喻指贤才。“明月”即明月珠，“芳荪”是香草名，此处均喻指贤才。诗人期望着上天能洗去被谗害者的冤情，象明亮的太阳扫清昏霾一样清除朝廷上的黑暗，让最高官职有贤才在位，有用的人才布满中原，如同入海寻索明月珠、跨山采撷芳草一样，朝廷在搜寻着人材。前后八个象喻性的诗句表露着诗人鲜明而强烈的爱与憎，“猛犬”、“昏氛”憎厌之情溢于言表，“白日”、“桃李”、“明月”、“芳荪”充溢着爱与赞。然而诗人的期望毕竟只是假想，诗人亲身的遭遇与此恰恰相悖且情势又毫无转机，诗人一颗善良而赤诚的心不忍打破这假想的美好境界，他只好以惭愧无功、虚受皇恩的诗句曲折表现他不得任用的痛苦，用虽不得当功臣但心永向朝廷的诗句表现自己的深衷。“横草”为行于草中草被踏伏，因以“草功”喻极微小的功劳，语出《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旧时认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如同雨露滋润草木，故“雨露恩”喻皇恩。诗人抱愧于自无“横草”之功，白白辜负了浩荡的皇恩，这当然是曲笔抒情。“谢”为辞别。“台”代台名，据《后汉书·马武传论》“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知，云台阁乃图记功臣之所，李白“迹谢”于此则是表示自己的踪迹与云台无缘，这当然又是一处曲笔。“天马”本汉武帝所得的西域名马，因代指皇帝乘坐的马。“辕”，驾车之木，因代指车。李白“心随”“天马”所驾的车，即心心永向朝廷之意，这却是诗人的真情。诗人以此自愧自诉的四个诗句结束了诗歌的第一部份，我们透过这四个看似平和的诗句，似乎可以窥见诗人赤诚的却又是在滴血的心。这四句也正是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的先导。
诗歌进入第二部分，写对友人的赞颂及自己的心愿。第二部分开头并没有紧紧承接第一部分所表露的心意，而是另辟蹊径，用四个诗句从祝赞友人蔡舍人落笔。李白先是称颂蔡雄是辅佐帝王的英才，而今又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然后以鸟在高空的振翅翻飞预祝蔡雄不久将被提拔而大有作为。四句祝赞语言上颇有气魄，含义却颇显空泛。对于诗题中的“赠蔡舍人雄”来说，这是主要的赠言，是对朋友的礼貌性的祝福语；对于诗题中的“书情”来说，这却是次要的陪衬，以蔡舍人的仕途升迁反衬自己遭谗离京放浪江湖的生活道路。于是以下十八句，用典故用传说决心归隐之“情”。“我纵五湖棹”用春秋时越国范蠡事。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归隐，乘舟泛于五湖，事见《国语·越语》。李白用此典寓辞别朝廷归隐江湖之意。“烟涛恣崩奔”句加重纵舟五湖的句意，任凭五湖之舟在如烟的波涛中尽情奔流。上句的“纵”与下句的“恣”相呼应相补充，充分显示浪迹江湖的狂放而又自在。“梦钓子陵湍”用东汉严子陵事。严子陵曾与刘秀同游，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隐居垂钓不肯出仕，事见《后汉书·严光传》。李白用此典，梦中垂钓于严子陵当年垂钓处，仍寓隐居江湖之意，但较“五湖”句更进一步，表示隐居乃是梦寐以求的归宿。“英风缅犹存”句加重梦中垂钓的句意。“缅”即邈远之意，向往严子陵英风久远长存。“徒希客星隐”仍用严子陵的典故。“客星”指臣子，《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子陵被光武帝刘秀接入宫中，夜间同寝，“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李白用此“客星”之典却是表示相反的用意，只希望“客星隐”去，仍是远离朝廷“纵棹”、“垂钓”的发展。“弱植不足援”则是补充“客星”当“隐”的原因：君王昏弱不值得辅佐。“弱植”，柔弱的植物，喻指昏聩的君王，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其君弱植”。从诗篇第一段之“遭逢圣明主”到此处的“弱植不足援”，诗人心理上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折，“弱植”是对“圣明主”的否定，因而“不足援”的绝决态度取代了“进兴亡言”的积极进取。于是诗人决心远走了，但救苍生“安黎元”理想的破灭，诗人毕竟是不甘心的，是痛苦的，所以虽行“千里”依旧“回首”，虽行“万里”仍在“长歌”。朝廷已“不足援”，而仙人骑的“黄鹤”又“不复来”，自己不得随骑鹤的仙人飞升，“清风”之中满怀愁情又如之何奈？诗人终于找到了大自然，投身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之中——“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两句飘逸隽永的风景名句，写尽了月下泛舟于湘江之上，饱览青山倒映于洞庭波光之中的潇洒、自在、旷远、怡人。诗人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归宿，于是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通过“投汨”与“临濠”两个典故，尽抒自己的彻悟之情。“投汨”乃屈原遭谗毁被楚怀王贬谪愤而“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事，“古人”即指屈原，一个“笑”字表现出李白已从屈原式的衷心执着中超脱了出来。“临濠”是《庄子·秋水》中的一段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天和”意为超然于物外的天然、和谐，一个“得”字表现出李白对庄周式的纵情山水逍遥游乐的肯定与向往。在此大彻大悟之后，诗人向朋友表示：闲暇时自己将在田亩之中，懒散自在地搔着背放牧鸡鹅，别离之后你若要寻访我，则大多应在“武陵”--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境地桃花源--那隐居避世之处。至此，诗人已在情感上完成了起伏动荡矛盾曲折的历程，而复归于平和超然了。
总观这首“书情”诗，其思想情感的内蕴确乎是相当丰富而深厚的：它勾勒出诗人十几年来思想情感的运行轨迹，从而透析出诗人的理想、追求、奋争、彷徨、失望直至解脱。这之中有诗人对朝廷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有诗人对国事对黎民的一片赤诚，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与失望，有对奸佞小人的鄙夷与斥责。尽管诗人最后选择的是浪迹江湖的隐居之途，但这却是热情正直的浪漫主义诗人对黑暗腐朽现实所作出的痛楚的抉择，仍是他对现实抗争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形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一首“书情”之诗，当然更是“情动”之“言”。全诗以情感的发展作为一条内在的主线，但此诗之情却又决不单纯是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狂放粗犷，或委婉细腻，而是种种感情兼而有之。有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对时人的祝赞之情，对奸佞的怒斥之情，以及对自己的勉励之情；还有遭谗的怒愤，难舍的忠心；更有希冀、失望、绝决、解脱……直到诗篇结尾处，那飘逸洒脱的情怀才为这丰缛情感的交响乐章定下了主导的旋律。情感的丰富内涵及服从于这内涵的抒情线索，体现出李白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全诗看似随着情感的波涛渲泄而下，其实在创作构思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全诗分为上下两部份，第一部份从赞颂谢安引起，顺接此情，导出昂扬激愤的基调；第二部份从祝愿友人引起，反接此情，导出婉转超逸的基调。诗中有叙述，有议论，有写景，有述怀；直抒与象喻相映，述己与赠言交织；又通过古事及典故，呼唤古人为“书”一己之“情”服务：终于使诗篇所“书”之“情”既跌宕起伏、尽致淋漓，又要眇深邃、曲尽其意。
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 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
该词为登蛾眉亭远望，因景生情而作。风格豪放，气魄恢宏。
蛾眉亭，在当涂县（今安徽境），傍牛渚山而立，因前有东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和蛾眉而得名。牛渚山，又名牛渚圻，面临长江，山势险要，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为古时大江南北重要津渡、军家必争之地。蛾眉亭便建在采石矶上。
上阕以写景为主，情因景生。“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起句突兀，险景天成：登上蛾眉亭凭栏望远，只见牛渚山峭壁如削、倚天而立，上有飞瀑千尺悬空奔流，泻入滔滔长江。词人见奇景而顿生豪情，“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前句是说：那江天之外两座夹江而立的远山，宛如美人刚刚用黛石涂过的两抹弯弯的蛾眉。“凝”，谓凝止、聚积；在这里则指蛾眉凝愁；这便引出下面的句子“愁与恨，几时极”来，“极”谓极尽、完了：那眉梢眉尖凝聚不解的愁与恨，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这里运用了拟人化与比喻相结合的手法，，说的是蛾眉含愁带恨，其实发泄的却是词人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愁苦。词人生于宋、金交兵、战火遍地的动乱年代，身为南宋官员，面对半壁大好河山已陷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情景，他所愁所恨的应是对恢复版图、统一旧时河山的希冀一次次的破灭与继续企求。
下阕以抒情为主，情与景融。“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是写：波涛汹涌的江水正卷起连天怒两，浪高风急；酒意初退，耳畔便仿佛响起如怨如诉、不绝如缕的塞外悲笛。“塞笛”，自然是边塞亦即“塞外”的笛音；古人以长城为塞，“塞外”则指今长城以外亦即我北部边疆地区，它常与“江南”相对仗使用。身在南国的词人所听到的“塞笛”，只能是因为日夜将收复失地萦绕心头而形成的一种幻觉，在写作技巧上则是使用了跨越空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胆联想，这使豪气之中多少带进了一丝苍凉。当然，“塞笛”也可指实边防军队里吹奏的笛声，因为那时的采石矶就是南宋与金国交界的军事重镇，史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将虞允文曾大败金兵于此地。但诗词贵虚不贵实，若作前者理解，更增加些促人深思的、奇异的色彩。接下来词人又迅速将驰骋的想象拉回到眼前，这里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颠沛、依傍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生活的地方，采石矶一带正是诗人醉后入水、欲捕明月而葬身的地方。“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中，前句是说：试问到哪里去才能追寻到谪仙人李白的踪迹？作者对着茫茫江水，呼唤寻找着前朝那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这寻找、这呼唤，既是对所倾心仰慕的诗人的凭吊（据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记载，李白墓在当涂东南之青山北麓），却也可理解为词人在积极地为苦闷心情寻找寄托，希望自身也具有旷达、豪迈如李白般的性格。结句“青山外，远烟碧”意境开阔，它不仅对前面之问句作了答复，而且是词人对愁与恨交错缠绕所作的奋力摆脱：那万重青山外，千里烟波的尽头、郁郁葱葱的地方，当更有令人神驰的景物。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