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云西去欲成暮，山雨北来浑似秋。
婉娩如今真是梦，经从似旧绝堪愁。
昔年陈迹鸡窗下，日落钟鸣山更幽。
岭云西去欲成暮，山雨北来浑似秋。
婉娩如今真是梦，经从似旧绝堪愁。
昔年陈迹鸡窗下，日落钟鸣山更幽。
这是诗人思念妻室之作。
“北雁来时岁欲昏”，是写季候、时节，也是暗点思归之情。“北雁”南来，是写眼前景，但古有鸿雁传书之说，所以下句接以“私书”，表示接到了妻子的信，一语双关。“岁欲昏”即岁月将暮之意。“岁暮”正是在外之人盼与家人团圆的时节，而诗人不但不能与家人团圆欢聚，反而要远行异地，这引起了他的悠悠愁绪。
“私书归梦杳难分”是对思归之情的具体刻画。欧阳修与妻子伉俪情深，他的《踏莎行》，就是写他们夫妻相别情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夫妻难舍难分，离别之后，“私书”不断，梦寐以思。正所谓心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真是幻，连诗人都分不清了。“杳难分”三字，逼真地显示了诗人梦归后将醒未醒时的情态和心理。
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西窗”二字即暗用李商隐诗中的情事。言外之意是：何日方能归家，与妻室共剪西窗之烛，共话今日云梦馆夜雨之情？
这首诗，虽然运用了李商隐的诗意，但能运用入妙，不着痕迹，既亲切自然，又增益了诗的内涵。
这首诗写洞庭湖的月夜景色。诗的开篇展现湖上风云变化的雄奇场面，为下面写湖光月色作好铺垫。在具体描写时，诗人用了比喻的手法，如“镜面横开十余丈”、“巨鱼无知作腾踔，鳞甲一动千黄金”句；并融会神话传说与典故，如“冯夷宫”、“此时骊龙潜最深，目炫不得衔珠吟”句，把月亮从初升到当空的过程，描摹得形神兼备。从风收云散，写到日落月升，最后在渔歌渺渺中收尾，给人清幽淡远之感，仿佛将人带入一个美妙的神话境界。全诗笔调轻健活泼，如行云流水，呈献出一派空明澄澈的景象，使人神往。中秋明月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内容，此诗则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为同类题材之诗的佼佼者。
诗人无论是在表现新题材、开掘新境界，还是在语言表达艺术方面，都是颇见功力，整首诗没有出奇制胜的故作，如行云流水，不露雕凿的痕迹，足见诗人艺术功夫的深厚。结尾“人间此境知难必，快意翻从偶然得”，带动读者的心境完全沉浸在空明澄澈的审美观照之中，《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雄浑恢宏，豪放空灵，更具神奇浪漫之美。新鲜的感受、生新的境界、贴合对象本身的语言，诗人从语言形式内容方面都对诗歌作了生动的革新，见证了诗人《涿州过渡》中“自笑年来诗境熟，每从熟处欲求生”的对创新和个性的追求。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