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单调小令。开头五句，奏的是感情音响的主旋律——怨。“永夜”两句，就悬想负心人行踪着笔。“长夜漫漫，负心人啊，你抛下我到哪里去了？”自问还复自答：“音信已绝，奈何！”着一“绝”字，点出薄悻者之寡信绝情。“香阁掩”三句，就闺中人己方情况着笔，从环境描写（闺门紧闭）、表情描写（眉头紧皱）、时间推移（斜月将落、长夜将尽）这三个方面，写出了终宵坐候之难耐。这两笔归结到一点——对薄悻者之怨。

　　“争忍”句以下写心池又起新澜。“争忍”两句是第一个浪头，特点是思之不已，爱怨兼发。“叫我怎忍心不苦苦追寻啊？”这一句心灵独白，表明她怨中有爱，情丝难解。但稍加推究，闺门紧闭，室内一目了然，无物可寻。“寻”这一动作，正好显示她已陷于身难自主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等到她头脑稍为清醒，又得面对令人心碎的现实——孤衾独处，因而“怨”字又重上心头。“换我心”三句是第二个浪头，特点是情之所钟，忽发痴语。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曾指出：“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徐山民句中之“移”字，倒也深得顾词“换”字之真谛。换心者，移心之谓也。主人公是多么希望把自己的一颗心移置在对方的心腔里，以取得对方对自己思念之深的理解啊。就事论事，移心之说似属无理，而主人公发此痴想，却正好显示其爱之深，其情之真，此即所谓“无理而有情”。当然尽管如此，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明汤显祖在《花间集》评本中曾一语道破：“若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却十分明朗，同情完全放在被折磨被损害的弱女子这一边，这也就从侧面鞭挞了薄悻之徒。

　　顾夐此词，以善作情语著称。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把此词作为“有专作情语而绝妙者”的显例之一，并且说：“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足见评价之高。

　　《诗经》里有一个很美的篇章，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讲一个村庄里的妇人，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家里的鸡跳上了鸡舍，羊牛也被赶着慢慢从田地里回来，整个村子都在准备着休息，一派安宁，她思念起远方服役的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来。杜甫这首诗，也是写了黄昏时分村庄里的景象。这个村庄是他月寓不定时暂住的，他看到美好的、安详的村庄，心中也像那个遥远时代的妇人一样起了思念，他思念的是离开已久的故乡。正如眼前的暮色一样，他的人生也已走到了黄昏，白头明灯相对，人世的冷暖苍凉充盈于胸中，不愿、也不忍去仔细思量。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因为《诗经》里有那“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句子，诗人对眼前的场景便有所会心，写下了“牛羊下来久”的开头，将全诗引入古朴安雅的境界。羊儿、牛儿，三三两两，“咩咩哞哞”，一声远一声近地叫着，闲散地往村子里回来。诗人添了一个“久”字，来述说它们行走的缓慢和悠闲。各家各户的柴门都已经关上了，西边的最后一道夕阳也从柴门上扫过，天地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进入黑夜。不一会儿，家家点上了灯，人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或者谈天说地，或者灶前忙碌，或者给牛喂草，或者温酒准备喝上一杯。不管怎样，上天赐福于善良普通的人们，各安其所，这个村子像个准备睡眠的老人一样，让人觉得平安、温暖、安详。这两句十个字，字字平凡，句法也极自然，却能将读者带入一种境地，让读者闻到家的味道。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可是眼前这并不是作者的家，作者其实恰好就是想家了。夕阳的余晖散尽后，月亮渐渐升高，柔软的风拂过村庄，令人心也要柔起来、软起来了，空气中有柴禾燃烧的味道，牛羊和鸡鸭都已渐渐入睡，月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清新的美好夜晚。可是这样的地方虽然美好，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有无限清景，但作者于它而言毕竟只是一个过客。阒寂也好，喧闹也好，都不是作者的故园。这两句语气虽然很淡，其实深藏着极浓的悲郁。一个“自”字，极言“风月”和“清夜”的与己无关。“自”是个仄声字，和下句的“非”字平仄互调，一拗一就，使读者能够感到作者情绪从抑郁到克制后的回转和平息。诗的上两句是用了黄昏中的暖色调，这两句则是用了月光下的冷色调。温馨和凄凉的互相映衬，使得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石泉月暗壁，草露滴秋根。”内心难以平静的作者陷入了更深的夜色里，他独自去看山上的风景，在静谧的月光下、岩石的阴影中，听到泉水沿着石壁潺潺地月着，发出清冷的声音。脚边的草根上凝着露水，打湿了鞋子。仔细看时，它们一粒一粒沾在草叶上，顺着叶片渗入地下，滋润着杂草的根部。这样的秋夜山间，风露袭人，水的寒气仿佛能浸入人的皮肤。在作者杜甫的诗中常能发现精心锤炼的句子，好比一个手艺精湛的老艺人，能雕出纹路精美细致、而又气韵横生的木雕一般。这两句便是如此，作者将词序有意倒置，按照意思句子应为：“暗泉月石壁，秋露滴草根。”调换字词后，声调更加铿锵，而且使得“石”与“泉”、“草”与“露“的连接更为紧密、融为一体，原本无奇的句子变得更有韵味，凝结出一片凄清幽遽的意境。

　　“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琦怀》）。浑然忘却风露的寒冷而兀自独立的人，想必总有许多心事。不知站了多久，作者才踱回室内，捻灯独坐，把卷读书，他的满头白发，在明亮的灯光下分外银白如雪。他心绪难平，想自己曾经满腔的豪情、兼济苍生的宏愿，都抵不过老来这一头发如雪。可是灯烬似乎不解人愁，在和跳跃的火花频繁地玩着花样，似乎在逗可怜的老诗人开心。一个“何须”，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无聊和凄怆，头白之人，与那些热闹和花样早没了关系；月落蜀地十多载，老来一事无成，望前路，希望渺茫；回首故园，有家难回。初唐诗人王勃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又有谁来同情、解救这头发白的失路之人。

　　这首诗本是写景，涉及内心的词句不多，却让读者觉得有化不开的凄凉和悲郁在里面。对人生迟暮的感慨，对故国难归的悲哀，荡漾在精美传神的景色描写中，因而分外含蓄无垠。王夫之曾说：“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姜斋诗话》）这话未免极端，但这首诗的情语确实都在景语之中，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有深绵婉转的姿态，句句读来，令读者感到口角噙香、余味不断。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