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该诗以北国皎洁的冬雪自喻。全诗八句，四句为一节，而一节中的每两句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从结构看，简括而谨严，没有枝蔓，没有铺排，十分凝炼。诗意也极醒豁，一望可知，毫无隐曲；然而层次井然，转折分明。虽属摹仿前人，在鲍照诗集中却是精心刻意之作。

　　开头两句写远在北方的雪被胡地寒风吹越龙山（即逴龙山，古代传说中北方的一座冰山），落到帝都所在。三四两句写雪的形象美观动人，“集君瑶台上”写静止的雪，“飞舞两楹前”写动荡的雪，笔意虽平淡朴实，却把雪的丰姿写得十分具体。“君”即国君，“瑶台”字面用屈原《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指巍峨而洁白的宫殿。试想，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落积在高台之上，自然很壮观。《文选》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云:“两楹之间，人君听治正坐之处。”可见“两楹前”即皇帝的正殿之前。雪花在殿前空中飘动飞舞，景象也很美。这两句虽说是景语，实涵“比”的成分。说详下。

　　夫用雪自喻，较易理解。其洁白晶莹，正象征人品的高尚纯洁。北国多雪，本属自然现象；但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从阴寒幽僻的朔漠吹到帝王的殿堂之上呢？这就隐寓着作者本人的身世之感。鲍照出身于微贱的寒门，想在朝廷上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雪虽皎洁却来自遥远的荒漠，不可能轻易进入帝王所居之地。所以作者于此诗的第三、四句，特意把下雪的场面安排在以帝王宫殿为背景的地方，这实际上寄托了鲍照希望跻身朝廷、与豪门权贵分享政权的理想，当然其中也不无追名逐势往上爬的庸俗成分。但读者从诗人以雪自喻这一点来体会，至少会感到鲍照虽“心存魏阙”，却还没有低声下气到对权贵豪门摧眉折腰的地步。

　　然而这第一节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下面四句突然一个转折，跌入了另一境界。即春日一旦来临，在艳阳天气里，只允许桃李争妍斗胜；而这时的雪，纵使高洁得一无尘滓，也没有容身之地了。此诗好就好在:“艳阳天”和“桃李妍”，原是春意盎然的景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应该属于值得肯定的良辰美景的范畴；然而作者却把它当作高洁无滓的白雪的对立面。于是这明媚春光。桃李缤纷的场景一下子便成为名利场中趋炎附势的象征，使读者在强烈的对比下竟对绚丽妍美的“艳阳天”产生了庸俗尘下之感。这就是诗人不同凡响的大手笔了。正由于这样的写法，才更加显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也自然体会到寒士阶层命运的可悲和身世的凄凉。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鲍照之学刘桢，乃是形神兼备地学，学得有血肉、有筋骨。诗中所体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仍是刘宋时代的鲍照而非建安时代的刘桢。这种摹仿与学习，实际上是由继承而求得发展，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每况愈下。悟彻此理，始可与言诗也已。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入蜀后“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这些倡言恢复的诗篇主要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壮志难酬的悲言、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苟安投降的不满。在英雄壮举的幻想中表达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宝剑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是颇有特色的一首。它以别致的构思、平实的语言，把爱国深情表达得深婉蕴藉、悱恻动人。

　　“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幽人”是诗人理性的化身，“宝剑”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诗人的形象是这二者的统一。“枕”字连接“幽人”与“宝剑”，表明诗人时刻不忘统一国土，随时准备参战杀敌。第二句从幽人的感觉写宝剑的声音，至于宝剑为何发声，暂搁不提。“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紧承剑有声，借神话传说进一步想象：剑会变龙，龙能兴起风雷。而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们总怕打破平静，于是，不思发奋的人们由于害怕风雷顿起而千方百计禁锢蛟龙，使其不得伸展。“不然言狂虏，慨然思遐征。”诗人进而赋予龙以思想情感，说它如果不是被压制，就会因憎恨狂虏的侵犯而言然远征。实际上这是喻指诗人犹如一条被锁着的龙，渴望施展呼风唤雨之功、发挥雷霆万钧之力，报效国家，了却宿愿。这是第一层，以叱咤风雷的巨龙自喻，表现诗人对实现壮志的热切愿望。同时暗示出诗人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为下一层写劝慰和不平作铺垫。

　　“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写幽人劝慰宝剑藏匿形迹。紧接着回答为何要“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是以反语来发泄诗人的郁言不平之气。幽人劝慰宝剑的：“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这两点理由都含有诗人言疾怨恨的情绪，后者甚于前者。“胡为鸣不平”，极其有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宝剑发声是在鸣不平，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使首尾对应，结构完整。 此是诗中引人遐思的强音，是诗人情感升华、照亮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诗的第二层，幽人从现实出发安慰宝剑，抒发诗人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从结构和意境上看，这首诗的构思颇为别致。借物抒情，情含物中。剑本是一种武器，但在爱国者的心中它成了诗人杀敌报国、引动文思的触发物。诗人饱满的爱国热情又使剑具有了生命和性格，成了萌发创作激情、引起想象、表达理想的凭借。

　　触及与杀敌有关之物，即生报国之思，非独《宝剑吟》。在被人推为陆游压卷之作的《长歌行》中有“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在《老马行》中有：“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而在《宝剑吟》中，诗人见剑生情，情又幻化成意象。把剑拟想成龙，再借龙自喻，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难以遏止的不平之情。联系诗人的经历，这不平之情是多方面的：有“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的壮志不遂的不平之情；有“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的对国家前景忧虑的不平之情；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言恨投降派的不平之情；更有“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的蹉跎光阴的不平之情。种种复杂强烈的不平之情若率直抒写，易生抽象叫喊之感，有锋芒毕露之嫌，无跌宕起伏之美。同时，激烈率直地写不平之情，还可能触犯统治者而遭祸。于是，这首诗就移情于物，多所想象。让想象在构思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过这首诗的想象与陆游其他爱国诗歌的想象又有所不同。不是通常的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抗战愿望来想象，而是像屈原、李白那样借神话传说构造想象世界。

　　这首诗从独特的构思之中，把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更显得含蓄蕴藉，曲尽其情。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宝剑有声比喻壮心不已，在想象中流露出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迷惑、感情与理智搏击的痛苦。宝剑是明喻，是对“心未平”的烘托和强调，不是贯穿全诗的完整清晰的艺术形象。作者运用借喻兼拟人的手法，使宝剑作为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贯穿全诗，与幽人的形象一起构成一个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这首诗的意象是按空间顺序，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连接两个充实而生动的画面，诗人的形象隐蔽在幽人与宝剑的背后。诗人的爱国激情就熔铸在这独特的构思之中。

　　这首诗构思别致，而语言却很平实，通篇没有豪壮华丽之语，也无生硬晦涩或故作姿态之感。语言平实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修辞、音韵方面。作者善于生动灵活地运用普通词语如“枕”“化”，等在诗中既起连接作用，又有神韵，使幽人、剑、龙成为活的形象，引起联想。把“言慨”一个词，拆开来用在两句中，使诗句气势贯通、情意激切，从中可看出诗人的用字之功。不造奇拗语句、注重意思的简洁明快；句子内部词序不颠倒，句式通俗自然如口语；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凑，结构上细针密缕，而意象疏朗雄阔，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不使人徘徊停驻。诗人还善于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用比喻比拟，加强意境的奇幻含蓄之美；用反诘、反语，犀利有力，极尽言懑揶揄之情态；注重音韵、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诗的通俗易懂。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