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感慨身世、愤时嫉俗之作。此词与《贺新郎·拄杖重来约》乃同一时期的作品。这首词词上片写作者本来是功名之士，不争取功名，苦于无法实现恢复失地、唤醒俗士。作者对韩诧胄所倡议和禁止的事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他反对党争反对学禁态度的明确表达。而下片借孔融推荐祢衡之事，写自己空老山中，更是把自己的思虑意识通过词句直接传达给韩诧胄党人。

　　上片开篇“三章约”，借司马相如、扬雄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功名、对儒术的厌弃心情。前贤费尽精神创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竟落得那样的下场，说明了当下有识之士的困境。自己何不饮酒作乐，不谈功名之类的俗事。暗寓对功名的厌弃；结以“医俗士，苦无药”，表明了自己的对现状的不满，其愤世嫉俗之情可见。

　　下片以“孤鹗”自况，以“乘轩鹤”暗喻当朝执政者，回顾自己当年的超迈群伦、意气风发，慨叹而今落魄山中、穷愁不断。将当年之况与而今作对照，说明自己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表明对仕途已经绝望。结句即点出本意。

　　全词通篇议论，大量用典。但却不枯燥，不僵硬，风趣入妙，浑然天成，在曲折含蓄、虚实相生的笔锋中，抨击了统治者对人材的埋没，倾诉了平生的失意，读之使人扼腕，是散文化写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此词上片女主人公感叹自己看不到人生的春天，在凄凉的身世中是没有春天的，只有无限的“幽恨”；下片表述自己追求理想的幻灭，是说看不见自己向往的情投意合的人。这首词写的幽怨凄情，细致入微，造景用语，不落俗套；如泣如诉，读之催人泪下。

　　上片写对春的寻找，春天，不是画栋雕梁中的春天，而是山村草野中的春天，所以是“寻遍野桥西”。“淡红的花刚刚有了嫩芽还没开放，所以是浅浅的淡红的颜色。而“染梦”就很妙了。它是说，花虽然还没开，但花如果有知有情，那么在它的生命萌发之际，它该有多少希望、多少期待和多少梦想。蝴蝶飞来是要采花粉的，花开了才有花粉，但现在花还没开，它的“染梦淡红”就把蝴蝶引来了，所以是“欺”。

　　“锁愁浓绿”是说，树已经开始绿了，在那绿色的烟霭之中，好像有一种忧愁的气氛在那里。而这“锁愁浓绿”骗得黄鹂鸟也以为春天已经来到了。这两句，都是写早春季节的景色，而在景色里却包含了一种对春天的憧憬和期待。花有对生命美好的憧憬与期待，粉蝶和黄鹂也有对生命美好的憧憬和期待，那么人该对自己的生命也有过美好的憧憬和期待。贺双卿说，她也曾像春天的花一样对人生有过一个美好的梦，而她也像粉蝶一样被染梦的淡红欺骗了，像黄鹂一样被锁愁的浓绿欺骗了，她的的梦幻已经破灭了，她的期待已经落空了。所以是“幽恨莫重提”。

　　下片写对人的寻找。西方哲学家马斯洛说过，寻找归属是人的一种需求。人最好的感情投注，就是投向另外一个人的心灵。“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无泪可沾衣”，中国古代的女孩子在月圆的时候有“拜月”的习俗，就是对着天上那圆满的明月祝愿自己也有一个圆满的光明的归宿与姻缘。拜月的时候是要焚香的。这两句，她写的是情。而下边她说“山远夕阳低”，远山那么遥远，而且在山的那一面，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去了。这一句写的是景。但她的所有那些盼望与期待落空的悲哀，都已经被糅进景物之中去了。

　　这首词体现了作者对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存在那种美妙的幻境，在理想之梦破灭之余，她一腔幽怨无处倾泻，只能面对山外斜阳惆怅叹息，全词笼罩着一种若即若离、迷惘凄清的气氛，如泣如诉，很是感人。

　　此诗意在称赞、勉励房玄龄为国求贤。首句从反面落墨，说明房玄龄与太液池距离甚远，无暇游乐。次句从正面着笔，点明西园里“上才”房玄龄。三、四两句，盛赞房玄龄“夙兴夜寐”、“勤劳王事”。全诗四句，写得兴会淋漓，亦充满意境美，值得玩味。

　　诗的首句，是回忆过去游处之乐。太液池是大明宫里的一个湖，中有蓬莱山，象征着海外仙山。当年秦王李世民延揽房玄龄等人为“十八学士”，兴文学馆，当时人称为“登瀛洲”（《唐会要》四十六）瀛洲、蓬莱，各为“三神山”之一，可以互举，意思相同。次句“西园隐上才”，房玄龄是“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旧唐书·本传》），“引拔士类，常如不及”（《唐会要》五十七）的人。这一点，李世民非常了解，诗句充满了感激之情。

　　三、四两句，以形象而有象征意味的笔墨写“引上才”的措施及其效果。唐王朝的京城长安四面都有“关”。如果闭关拒才，谁能进来？可是如今呢，天未破晓，不远千里而来的英雄豪杰已经驱车入关，向长安进发。这因为：雄鸡初唱，关门就早已为他们打开；而贤明的宰相，正在“西园”忙于援引他们呢！四句诗，写得兴会淋漓，其求贤望治之意，溢于言表。第四句，可能用了《史记·孟尝君传》函谷关鸡鸣始开的典故，但其中的“关”并不限于函谷关。从泛指的、象征的意义上理解，会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全诗的意境美。

　　该诗借歌咏横波亭，热烈地赞颂了移剌粘合守土安民的功绩，希望移剌粘合为国效劳，收复被蒙古军侵占的西北国土。全诗气魄宏伟，格调高昂。

　　首联紧扣正题，从横波亭的雄峻落笔，描绘亭的高耸特立和非凡气势。“亭”前着一“孤”字，显示其独立不群；“亭”后着“突兀”二字，以状其高耸特出；再加“插飞流”三字，更着重突现这横波亭凌空横出的雄姿。河至海口，流速已是徐缓，诗人却在“流”前加一“飞”字，这就使凌空飞架的横波亭更有傲岸飞动之势。“气压元龙百尺楼”，是对横波亭豪雄气势的赞赏。陈登曾为官徐州，所以诗人借此典故与横波亭比较，进一步衬托了横波亭的高峻，而且赋予其志向旷远，超凡脱俗的色彩。在这一联中诗人巧用一“插”一“压”，使语意分外挺健。“插”字在状态中显其奇崛，“压”字在比照中显其气势，真可谓一字千钧，境界全出。

　　颔联接写横波亭周围环境之美。“万里风涛接瀛海”承“孤亭”句，从空间的角度着笔，实写横波亭凭高临远，可望见“飞流”奔人海口，与驱挟万里风涛的瀛海相接，写得气象壮阔，意境高远；“千年豪杰壮山丘”接“气压”句，从时间的角度着笔，虚写地处古徐州的横波亭周围山丘之壮美。山川环境陶冶着人的性格，人的杰出事迹亦在丰富着山川环境的人文内涵。人因境胜，境因人胜，地灵人杰，互为因果。千百年来，像陈登这样的豪杰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出了不知有多少个，他们的丰功伟绩、豪气壮志，使这里的山丘更为壮丽。此二句从大处着笔，虚实相应，把地理胜概与人文精神糅合在“万里”“千年”的时空结构中，营构成气势壮阔、豪气激烈的雄浑意境。这两句白描式的抒情，境界开阔，意气高扬，显示了青年诗人的豪情壮志。

　　颈联转写萧瑟秋景。“疏星澹月鱼龙夜”写虚静寂寞之境。夜静江平，鱼龙潜藏，有静中寓动之象。前加“疏星淡月”四字，又给诗境增加了凄迷空旷、寂寞难安的色彩。“老木清霜鸿雁秋”写深秋的清旷之境。“木”前着一“老”字，从视觉的角度写败叶凋零，枝权秃兀的景象；“霜”前着一“清”字，从感觉的角度写出白霜的寒气凛冽。“鸿雁秋”三字，又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写出北雁南飞，哀声阵阵的情景。诗人选取了三种典型意象，营构成凄清高旷的意境，它既由鸿雁南来的凄厉哀鸣引发出如今黄河以北大半河山惨遭蒙古铁蹄蹂躏、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联想，又以凄清高旷的情境为末联的登高望西北铺开了广泛的视野。这一联写得激越苍凉，意象雄浑，象中之意，跃然欲出。

　　尾联“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这是全诗的落脚点，诗人主旨尽在于此。味“倚剑”二字，其主人翁当指移剌粘合，地点仍是横波亭。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语，认为“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诗人以“浮云西北”象喻河朔半壁河山惨淡无光。诗人想像在这种背景下，移剌粘合及其幕僚们登上横波亭，怅望浮云低压的西北方向，杯酒慷慨，倚剑长歌的情态，对他们寄寓了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深切希望。这一联沉郁悲壮，忧国之情，溢于笔端。

　　金哀宗自中都（今北京市）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后，面对国势日蹙、国土日缩的残局，不思集中全力对付蒙古这一强敌，而是对南宋屡开边衅，形成腹背受敌的困境。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深以为忌。元好问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曾载杨云翼力谏阻伐宋事，于此可见诗人对时局的见识。诗人的这种卓见远虑早已成熟于胸，遇到切合点，便喷涌而出了，故而收到了沉雄高浑的艺术效果。

　　诗题中的正题与副题的关系，继承了唐孟浩然《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闺意·呈张水部》的体式，皆明言此而暗喻彼，言在此而意在彼。此诗即是明写横波亭，暗喻移剌粘合，以横波亭的高峻特立，来赞誉移剌粘合的功高望重，在热烈的赞誉中寄寓了诗人对移剌粘合收复故土的热切希冀。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