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方度过的。当时的中国北方，已为金人所统治，辛弃疾的家乡山东也不例外。他是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从金国归于南宋的。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这首词是他南归之初、寓居京口（镇江）时所作的一首词。
此词上片通过立春时节景物的描绘，隐喻当时南宋不安定的政局。开头“春已归来”三句，点明立春节候。按当时风俗，立春日，妇女们多剪彩为燕形小幡，戴之头鬓。故欧阳修《春日帖子》中有“共喜钗头燕已来”之句。“无端风雨”两句，既指自然界的气候多变，也暗指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惊魄不定、碌碌无为之态，宛如为余春所笼罩。“年时燕子”三句，作者由春幡联想到这时正在北飞的燕子，可能已经把他的山东家园作为归宿了。“年时”即去年之意，这说明作者作此词时，离别他的家乡才只一年光景。接下去“浑未办”三句，是说作者新来异乡，生活尚未安定，春节到了，连旨酒也备办不起，更谈不到肴馔了。
词的下片进一步抒发作者自己的忧国怀乡之情。“却笑东风从此”三句，作者想到立春之后，东风就会忙于吹送出柳绿花江的一派春光。“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语虽虚拟，实际表达了作者初归南宋急欲报国、收复失土的决心，深恐自己磋砣岁月，年华虚度。这里说的“清愁”，实际是作者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解连环”，是用《战国策》秦昭王送玉连环给齐国王后，让她解开的故事。当时的齐王后果断机智地把玉连环椎破，使秦的诡计流于破产。但环顾当前，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人，谁是能作出抗金的正确决策的智勇人物呢？“生怕”，即“甚怕”。“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表示作者对于恢复事业的担忧，深恐这一年的花由盛开又复败落，而失地却未能收复，有家仍难归去，言语、句流露出一丝的惆怅。
从这首词的思想内容看，虽不能确断其为辛弃疾南归后所写的第一首词，但必为初期之作。在这首词中，他对于恢复大业的深切关注，他的激昂奋发的情怀，都已真切地表达出来。
这首诗层次分明。首联写游佛祠的时间，这是春天一个黄昏。颔联写佛祠的外观，在断桥边的树林下，有短篱围着。颈联写进祠门后所见情景。尾联点出诗序所叙之意。这首诗虚实隐显，巧于安排，读来又浑然一气，毫不见雕琢之迹。
全诗可分“寻宿”和“投宿”两部分。前四句写寻宿。诗人从麦田着笔，一则是借大麦抽芒点明春末的物候，二则也暗示了自己在外求宿之由。当时诗人正“之官历阳石迹戍，日从事田野间”，以阅田为务，并非随兴所至的游览观光，这就和下文所说的“行役”暗相呼应，第二句写风势之大，此处的“晚”不是指日暮时分，当作晚春、暮春解，否则，与下文写天日的“待晚”，就不能契合了。贺铸此诗，正作于暮春三月间。欧阳修《蝶恋花》词“雨横风狂三月暮”，亦以“狂”字形容三月时的风势。诗人既已阅田事毕，风尘仆仆，故欲求一块清静地方栖息，由此引出下面的“寻寺”之行。
诗人写“寻寺”的过程仅用了两个画面。前一个画面是“微径断桥”，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和断折不通的桥梁，把人们引进一个僻静冷落、略带荒凉感的幽深境界。环境之荒芜深僻，羁旅之寂寞疲困，尽在不语之中。正当道路不明、方向莫辨之际，前面却现出一个“短篱高树”的处所来：那池塘对面，竹篱丛中的院落，便是佛祠的所在地了。两个画面不但表现了空间的移动，而且连行人在征途中的心理变化也依稀可辨。前一句用一“微”一“断”，突出了主人公置身于人烟稀少的陌生地域中，那种惘然若失空无所依的意绪；后一句用一“短”一“高”，暗示了错落有致的人工布置和安排，给人以柳暗花明的感觉。“短篱”非粉垣高墙，仍带山野风味；而“隔横塘”则又可见泉石萦回之势。
诗的后四句写“投宿”。诗人按入寺过程写来，层次井然：先写进入庭院，见满地堆积着飘落的杨花；次写走进祠殿：看寺僧点燃夜香；末写转至殿后的长廊，意外地发现了故人的题字。落花未扫，寺僧燃香，处处透出寺院所特有的清幽意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投宿的过程中，还有人物的活动，除了行人之外，就是迎客的寺僧。诗中说“开门”，也就是是推门而入，其间已含宾主间一呼一应的意思在内。于是紧接着的“未扫”、“先烧”，就不止是写来客的所见，而实在是暗写主人殷勤待客的情意。寺僧原不料会有不速之客来到这幽僻的所在，因未及洒扫庭院而深致歉意；为了便于来客早些安息，故天色未晚就焚香净室。主人待客的殷殷情意，于此跃然纸上。在寂寞与困顿之中，诗人意外地得到温暖，但更意外的，是诗人还在这里发现了老朋友的题字，更令他感到欣慰。诗人的感情于此达到高潮。《庄子·徐无鬼》说：“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趁然而喜矣。又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见到故人题字，如亲身与其会面。于是旅途的风尘、仕途的失意，此刻都消融了。
该诗以垂钓喻求道开悟。
千尺丝纶，喻求道之深切的用心。在启发夹山时，德诚也反复用垂钓的比喻。“垂丝千尺，意在深潭。”一波与万波，比喻求道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与心得。德诚曾对夹山言：“丝悬渌水，浮定有无之意。”在丝与波的动静之间，可以使人悟得有无、动静之理。作者又以鱼的深藏不露，喻自性难求。
在同一首偈句中，有这样的句子讲钓与鱼的关系：“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斫画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融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鱼既不可钓得，收竿而去。船中无鱼，可以说是空船；但却有明月洒满船舱，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有心求之不可得，无意遇之盈满船。究竟渔者有所得、无所得。诗歌留下了许多回味。船子和尚生活在水边，惯于以渔事喻禅。此首诗比喻贴切，意境深远，饶有意趣。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