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绝车马喧，遂适林塘幽。
荷香因雨来，水鸟鸣相酬。
虚怀睨物表，可以观天游。
古来英雄人，何异貉一丘。
茫然不知归，没世随波流。
既绝车马喧，遂适林塘幽。
荷香因雨来，水鸟鸣相酬。
虚怀睨物表，可以观天游。
古来英雄人，何异貉一丘。
茫然不知归，没世随波流。
第一首诗是词人在郊外饮宴时的即兴之作，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洒脱不羁的豪情，而豪情之中又隐藏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慨。
“楼观青红倚快晴”，劈头一句便勾画出南国风光的绮丽景色：雕梁画栋，朱楼翠影，倚立在晴明爽朗的丽日和风之中。“快”是词人心境的外射，即“怡红快绿”所引起的那种欢快之情。“惊看陆地涌蓬瀛”，是词人在饮宴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传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词人在酣饮的醉眼朦胧中忽然觉得陆地的平野间涌出座座令人神往的仙山，不禁惊喜莫名。“南国花影笙歌地，东岭松风鼓角声”则是词人醉意中清醒意识的极其酣畅的表达：南国花影，笙歌阵阵，仿佛是一片升平气氛，然而随着东岭的松风传来军中的鼓角之声，却使人的心境如此忐忑不宁。词人在这两句词中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北国金人大军压境，南国朝野歌舞升平，作为军中主帅，词人范成大的心中该感到多么不安，他一方面在良心的谴责中作着灵魂的自我审判，一方面也以他的笔锋直刺“笙歌醉梦间”的赵宋小朝廷。这里我们不由想到范成大的同代诗人林升所写“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名篇。这首小令虽然写得比较含蓄，但也有异曲同工的弦外之音。
下阕对饮宴环境作进一步描画，同时更深刻地表现词人这种忧思伤世的愤激之情。“山绕水，水萦城”，江山如此多娇！在“柳边河外”饮宴的词人，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势，令人产生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忧国忧民之情。“柳边河外”也是效命疆场的爱国将士所在环境的暗射，它与“楼观青红”是一个象征性的对立，让那些“楼外楼”中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娇妻美妾去歌舞升平去吧，而“柳边河外”的将士们却要保卫这“山绕水、水萦城”的锦绣河山去呢。最后一句是词人自谓，他提笔挥毫而画不成一段风流，乃是因为他胸有块垒而无心于此道，这“画不成”三字包含着词人壮志难申的苦衷，也影射着朝廷的掣肘，使他“画不成”自己理想的宏图。
这首词是写闺中女子春日的哀愁，是一首典型的春闺怨词。全篇对春日景色和春闺女子形象都进行工笔细描，风格艳丽，含蓄蕴藉，完全是一派清新词风。上片开头五句，以工细的画笔描绘春景。“斗草”二句，由写景转入写人，反映闺中人的倦游情绪。“醉归来”三句，回忆当初男女双方春日相聚的欢乐与温馨。下片写分别之后女方对男方的愁怨相望之情。前半六句，写春末几种花的开放让女主人公痛感光阴之易逝，更加怀念意中人。后半五句，写双方天各一方，音信难通，越发使人整日惆怅，难以为怀。末二句以景结情，更显出女主人公愁怀浩茫。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斗草”，以抒发下文的离别之情。“香泥垒燕，密叶巢莺”，作者开头就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初春伊始，燕子，黄莺都忙碌地筑巢。这些鸟儿为什么要忙碌的筑巢呢？不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人，而是它们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接下来，作者下句“斗草烟欺罗袂薄，秋千影落春游倦。”描写了一个欢快的局面：春天到了，是郊游踏青的时候，人们脱下衣服都欢快的在田野里面玩耍，一些人在草地里面“斗草”，每个人都玩的是如此的开心。在这里开心的背后，接下来作者“醉归来，记宝帐歌慵，锦屏香暖”作者写愉快地玩过之后，男女之间由于过于高兴，都喝醉了，然后晚上一起躺进柔软的温柔乡里面。词的上篇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画面、
词的下片作者着重写分别情景。在词的上篇作者营造了一副和谐的画面，看着都让人羡慕。但是在这令人羡慕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伤痛。“爱的愈深，可是分别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作者想象了分别之后，家里的妇人在家里独自生活的画面：牡丹花开，但是没有人陪同一起欣赏。想到了丈夫离家出走，自己本想鸿雁一书，但是提笔又发现信件如此短小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作者下篇描写了一个妇人与丈夫分别后孤寂的生活画面，由此来表达妇人心中的怨恨。
《何彼秾矣》一诗的主旨，《毛诗序》以为是“美王姬”之作，云：“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古代学者多从其说，朱熹《诗集传》也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故见其车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执妇道，于是作诗美之。”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是讥刺王姬出嫁车服奢侈的诗。高亨《诗经今注》却认为是“周王王的孙女出嫁于齐襄公或齐桓公，求召南域内诸侯之女做陪嫁的媵妾，而其父不肯，召南人因作此诗”。袁梅《诗经译注》又持新说，以为是男女求爱的情歌，诗中的“王姬”、“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不过是代称或夸美之词。此诗应是为王王之孙与齐侯之子新婚而作，在赞叹称美之余微露讽刺之意。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极力铺写王姬出嫁时车服的豪华奢侈和结婚场面的气派、排场。首章以唐棣花儿起兴，铺陈出嫁车辆的骄奢，“曷不肃雝”二句俨然是路人旁观、交相赞叹称美的生动写照。次章以桃李为比，点出新郎、新娘，刻画他们的光彩照人。“王王之孙，齐侯之子”二句虽然所指难以确定，但无非是渲染两位新人身份的高贵。末章以钓具为兴，表现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婚姻美满。
“通篇俱在诗人观望中着想”（陈继揆《读诗臆补》），全诗在诗人的视野中逐渐推移变化，时而正面描绘，时而侧面衬托，相得益彰。从结构上说，全诗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设问、一作答，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前后上下，分配成类，是诗家合锦体”（同上）。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每章首二句，一若以设谜为问，一若以破谜为答，谐讔之类也。此于《采蘩》、《采苹》之外，又创一格。此等问答体，盖为此时此地歌谣惯用之一种形式。”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