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
宋有一位姓施的酒监官,和歌姬乐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眼下因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她一起随行。无奈之余,填了一首《卜算子。赠乐婉》的词,赠给她留作纪念。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李白也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便钟情,好象前生早已相识。这种感觉,宝玉应最有体会。初见黛玉之时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想那张籍所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遇到过类似情形,他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自己跳出三界外,已出家为僧,也只好望而却步。
“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
接下来的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酒监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她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要比白诗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惜别之情的绵绵不绝。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全诗采用五七言杂用的短古形式。前四句五言叙写自己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上的经历和丛台访古的见闻感受。纯用简笔叙事抒情,即使是丛台怀古这样一个可以写一首长篇七古的题目,也只用“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二语轻轻带过。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题为“邯郸客舍歌”,前四句主要是用来交代行程,引出“邯郸客舍”,笔墨不宜在丛台怀古上黏滞;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在此之前已写过一篇《登古邺城》的登临怀古诗,此处再写丛台访古,意蕴、笔法均易重复。
后六句改用七言句式,押韵也由前四句之押去声转为平声韵,显示出所写内容、意蕴的转换。五、六句先写客舍所在:门临漳水,水边垂柳挂丝,下系渔船。寥寥二语,信笔点染,风光如画。而这钓鱼船所钓的鱼又正是乡间旅舍现成的下酒佳肴。从而自然过渡到下句的“沽酒”,衔接自然,有神无迹。
七、八句正面写客舍主人——“邯郸女儿”,却不对她的容貌装束风姿作任何具体描绘,而是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夸数钱”的镜头。这位年轻的女店主,一边卖酒,一边在面对客人挑亮灯盏,在灯下数着酒钱。“夸”字或谓是“大”的意思,恐非。夸即夸耀、夸示,“夸”字要和“对客”联系起来品味。这位邯郸女儿生长于客舍,见惯邯郸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客商,有少女的天真无邪,却无半点少女的羞怯,她对自己的经营颇为自豪,竟面对着陌生的旅客在夸耀式地大声数钱,展示自己的业绩。“数钱”的字面也许跟“河间姹女工数钱”有些关系,但“对客挑灯夸数钱”这个细节绝对是来自亲历的生活体验。这幅素描,将“邯郸少女”的神情姿态、口吻性情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传神,而且把中世纪路边客舍之夜的气氛也渲染得极富情趣,较之前两句纯写客舍景物显得更富生趣。
在这种气氛熏染下,生性好奇而浪漫的诗人不禁为之心醉。于是而沽酒买醉,痛饮狂歌,喝到尽兴时酩酊大醉,于一曲狂歌声中颓然眠卧于酒垆边。这时一轮明月,正挂中天。这两句写身为客子的诗人身心俱醉的快感,写得情景交融,畅快淋漓,具有浪漫色彩。
丛台荒芜,表明历史的无情,难免伤心;邯郸姑娘的大方爽直,尚保存一点燕赵儿女的豪爽之气,又留恋不已。这几种复杂的感受,诗人一时难以融和,只好接着酒力去消解,于是就有“一曲狂歌垆上眠”的举动,由此也就使这首诗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诗的前后两段,一写邯郸访古,一写客舍夜饮,一简一繁,适成鲜明对照。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