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