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表面上表现了诗人的安逸生活，其实内心还是有被贬谪的苦。
“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夏夜凉风，春酒，竹林，这是一个有足够的条件放松自己的肢体、情感和思维的夜晚。“相携”“就”二词就十分明显的表现着这种竹林聚会，纵情畅饮的放松举止，给人一种随夏夜凉风自在飘荡的感觉。——这似乎是魏晋名士的文字。
而作者是王昌龄，一个曾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这般充满了激昂悲壮的血性文字的边塞诗人；一个曾远赴西鄙，数被贬于荒远，宦游坎坷，而又有着极强的功业追求的盛唐诗人。
王昌龄此时正被贬龙标。“莫道”只是不要说而已，并非没有，“莫道弦歌愁远谪”，其实心中何曾放下？再深味一下开始的“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的描绘聚会畅饮的文字，我们就能在那夏夜凉风般自在飘荡中触摸到作者心灵深处的难以释怀的沉重。欢聚、畅饮并不能使远谪的王昌龄获得真正的心理平衡，所以“青山明月不曾空”便自然而出。“青山”“明月”是天地间永恒的美好存在，是作者谴怀寄情的对象，更是诗人精神人格的物化。诗人以青山明月自诩，表现了对人生大自在大拥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