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体诗大约是綦毋潜因安史之乱爆发而归隐之后创作的作品。诗人在一个春江花月之夜,泛舟若耶溪,滋生出无限幽美的情趣。
此诗开篇“幽意无断绝”句,以“幽意”二字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即幽居独处,不与世事,放任自适的意趣。这种“幽意”支配着他的人生,不曾“断绝”,因此,他这次出游只是轻舟荡漾,任其自然,故云“此去随所偶”。“偶”即“遇”。诗人在这里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情绪。
以下写泛舟的时间和路线,描写沿岸景物。“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习习晚风,吹拂着游船,船儿任凭轻风吹送,转入春花夹岸的溪口,恍如进了武陵桃源胜境,多么清幽,多么闲适!“晚”字点明泛舟的时间,“花”字切合题中的“春”,看似信笔写来,却又显得用心细致。“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写出游程中时间的推移和景致的转换。“际夜”,是到了夜晚,说明泛舟时间之久,正是“幽意无断绝”的具体写照。“西壑”,是舟行所至的另一境地,当置身新境,心旷神怡之时,抬头遥望南天斗宿,不觉已经“隔山”了。
“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二句,是用淡墨描绘的如画夜景。“潭烟”,是溪上的水雾:“溶溶”,是夜月之下雾气朦腾的景状,而着一“飞”字,把水色的闪耀,雾气的飘流,月光的洒泻,都写活了,“林月低向后”,照应“际夜”,夜深月沉,舟行向前,两岸树木伴着月亮悄悄地退向身后。这景象是美的,又是静的。
诗人以春江、月夜、花路、扁舟等景物,创造了一种幽美、寂静而又迷蒙的意境。而怀着隐居“幽意”的泛舟人,置身于这种境界之中,“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人生世事正如溪水上弥漫无边的烟雾,缥缈迷茫,作者愿永作若耶溪边一位持竿而钓的隐者。“持竿叟”,又应附近地域的严子陵富春江隐居垂钓的故事,表明诗人心迹。末二句抒发感慨极其自然,由夜景的清雅更觉世事的嚣嚣,便自然地追慕“幽意”的人生。
殷璠说綦毋潜“善写方外之情”(《河岳英灵集》)。作者超然出世的思想感情给若耶溪的景色抹上一层孤清、幽静的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描写的是一个春江花月之夜,又是怀着追求和满足的心情来描写它,因而这夜景被状写得清幽而不荒寂,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整首诗也就显得“举体清秀,萧肃跨俗”(《唐音癸签》引殷璠语),体现出一种兴味深长的清悠的意境。在写法上,诗人紧扣住题目中一个“泛”字,在曲折回环的扁舟行进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写,因而所写的景物虽然寂静,但整体上却有动势,恍忽流动,迷蒙缥缈,呈现出隐约跳动的画面,给人以轻松畅适的感受和美的欣赏。
这首词曲像一幅山水画,构图很有层次:近景是姿态奇特的涧畔双松,它们像两条本来要飞上天去的龙,不知为什么折回头来探入涧底的溪水;远景是平冈上的群树,它们一片翠绿,把枝梢高高地伸向云端。“万树”欣欣赂荣,“双松”自得其乐,宁静的自然美在神不在貌,有点王维山水诗的意境。
首先是“双松”和“万树”的对比:双松的位置是“涧畔”,它们的姿态是坠,是“下饮”;万树的位置是“溪上平冈”,它们的姿态是“争作拏云势”。这种位置和姿态的对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郁郁涧底松”和“离离山上苗”。“落落盘根真得地”套用了杜甫《古柏行》的诗句。
其次最后两句用人们的想法来对比前面大自然的规律,是王国维想要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哲理思想。然而可能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首词中“形”与“意”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结尾忽翻新意:“总为自家生意遂,人间爱道为渠媚。”这是进一步超脱,完全从“以物观物”的角度出发,指出树的姿态是为了适合自己生活环境的需要。
王国维要写出一种无我之境的自然山水风景,却不能达到那种“无我”的境界;他要表现老庄的超脱却总是堕入儒家的执著;王国维不想让这首词表达出托物寓意,但最后两句反而使读者展开意境的联想。也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这首词中很丰富的言外意蕴,足以让读者慢慢去咀嚼品味。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这是一曲高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并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的风貌才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
首句点出望的立足点。“楼倚霜树外”的“倚”,是倚立的意思,重在强调自己所登的高楼巍然屹立的姿态;“外”是“上”的意思。秋天经霜后的树多半木叶凋落,越发显出它的高耸挺拔;而楼又高出霜树之外,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方能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局,充分领略它的高远澄洁之美。所以这一句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基础,没有它,也就没有望中所见的一切。
次句写望中所见的天宇。“镜天无一毫”,是说天空明净澄洁的像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没有一丝阴翳云彩。这正是秋日天空的典型特征。这种澄洁明净到近乎虚空的天色,又进一部表现了秋空的高远寥廓,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当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
第三句写到远望中的终南山。将它和秋色相比,说远望中的终南山,它那峻拔入云的气势,像是要和高原无际的秋色一赛高低。
南山是具体有形的个别事物,而“秋色”却是抽象虚泛的,是许多带有秋天景物特点的具体事物的集合和概括,二者似乎不好比拟。而这首诗却别出心裁的用南山衬托秋色。秋色是很难描写的,而且不同的作者对秋色有不同的观赏角度和感受,有的取其凄清萧瑟,有的取其明净澄洁,有的取其高远寥廓。这首诗的作者显然偏于欣赏秋色的高远无极,这是从前两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但秋天那种高远无极的气势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这这种情况下,以实托虚便成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具体有形的南山,衬托出抽象虚泛的秋色,读者通过“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的诗句,不但具体感受到“秋色”之高,而且连它的气势、精神和性格也若有所悟了。
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他在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于写意画。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特别是诗的末句,赋予南山与秋色一种峻拔向上的动态。这就更鲜明的表示诗人的性格气质,也使全诗在跃动的气势中结束,留下了充分想象的余地。
这支有名的小令,是写思妇在春残雨细的时候,想到韶华易逝,游子未归,因而借酒浇愁,去打发那好天良夜。
曲的前两句,都不着痕迹地化用了唐人的诗句。“黄莺乱啼门外柳”,是写思妇,是从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的诗意点染出来的。意思是说,她正想在那里“寻梦”,让那千种情思、万般缱绻在梦里得到满足,可那“不作美”的黄莺,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在门外乱啼,使人不能成眠,无法在梦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的甜蜜。“雨细清明后”,是写行人,是思妇魂牵梦萦的对象,是从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句意中浓缩出来的。妙在思妇被黄莺唤起,不是埋怨行人误了归期,而是关心游子在阴雨泥泞的道路上黯然魂消的苦况,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曲的意境。作者在这里引用唐人的诗句,有撮盐入水之妙。
“能消几日春”二句,是双承上面两句的曲意,即不但思妇禁受不起几番风雨,就是那天涯游子也同样受不了离愁的折磨了。这句话也是从辛弃疾的“要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词意中点化出来,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的怅然无限的相思,令人憔悴,令人瘦损,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这里着一“又”字,说明这样的两地相思,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跟作者的“总是伤春,不似年时镜中人,瘦损!瘦损!”《庆宣和·春思》乃同一机杼。这支小曲之所以自然而不雕琢,典雅而不堆垛,正是作者博搜精粹,蓄之胸中,自然吐属不凡,下笔如有神助。
曲的头部和腹部,写得如此婉丽清新,结语须是愈加精彩,愈着精神,才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所以“诗头曲尾”,古人是极为重视的。王骥德说:“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曲律·论尾声》。曲论家之所以不惮其烦,来总结曲的末句的艺术经验,说明它是关系到曲的成败的。这“梨花小窗人病酒”,就是俊语,就结得响亮,饶有余味。它既照应了前文的“清明后”和“几日春”,也概括了“相思瘦”的种种原因,又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因为梨花是春光已老的象征,她隔看小窗,看到梨花凋零,春事阑珊,而远人未归,闲愁无既,于是只好用酒来解除胸中的愁苦。病酒,就是伤了酒。读到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和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词意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词情和意境的基础上,在曲尾对曲的整个意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创造,这才使人感到“言简而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