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亭皋木叶下》是一首抚今思昔之作。上片由写景入词,映入作者眼帘的是亭边的树木。树叶凋零,飘落地上,野外低湿处的菊花也已盛开。登高临远,秋意已浓,原来是重阳节就要到了。先点明时间、地点。眼前之景使作者不禁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他想起了彭门往事。那时自己才三十七岁,正值盛年、英姿飒爽、豪情满怀,带领着一支精壮的部队,驰骋于战场。闲暇时光,将士们在古球场欢宴,抚剑豪饮,议论古今兴亡。这几句话描写了从前戎马生活的一个消闲场面,用杜甫原句“看剑引杯长”入词,把他们满腔热血,忧心国事,希图建功立业的种种情绪暗含其中。
下片以“感流年”三句承上启下,从上片的慷慨激昂转入下片的萧瑟凄凉。当时座中的英豪,一半都已凋亡了,而宋王朝也只剩下半壁江山。自己平生那豪情壮志、抗金的决心和愿望,早已被现实消磨殆尽,只落得两鬓如霜,飘泊在江南水乡。一腔悲愤,无处可消,只有借酒浇愁。
《水调歌头·亭皋木叶下》上下片情绪反差很大,上片豪放激烈,下片愤慨悲凉,在雄健俊爽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抑郁。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这首词咏的是南国风光中的原野暮色。朝与暮作为特定内容可以有昂扬向上和颓废没落的寓意,但作为自然景色却都很美,旭日和夕阳,朝霞和晚霞,绚丽而富于变化,都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在古典文学中写暮色的名句、名作是不少的,欧阳炯能寓奇于变,写景抒情,与前人不相因袭,具有艺术魅力,他写南国新异景物,是出于妍雅之笔。这一首像一幅旅人暮归图。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词一开头虽无一字写河,而河已突现在画面。从远岸、沙滩,人们不难意识到附近有一条鱼归路曲折并行的河流。岸之“远”,“沙”之平都是人的感觉,所以词虽未直接写人而旅人也自然突现在画面上了。然后词人着一“归”字,使他的活动内容更为具体,而且能引起人的丰富联想。至于“日斜”、“晚霞明”,既点明了归途的时间,又渲染了景物的色彩。应当说这两句十一个字已把旅人暮归的背景表现得颇有画意了。下面三句则是画面的中心,是近景,是特写,它使暮景带上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这景象只有南国才有。
孔雀的珍奇美丽,自古为人称道。屈原《九歌》描写少司命华丽的车盖,已提到以孔雀羽为饰。欧阳炯写的不是人工饲养的孔雀,而是野生孔雀。他写旅人忽见河边孔雀开屏,它那徘徊四顾的神气,俨然自怜其尾。孔雀长期未受人们侵扰,与人相狎,所以尽管起初被旅人的脚步声吓了一跳,但看看旅人又马上镇静下来,并没有拖着长尾飞去。
这首词,从押韵看,它先用平韵,后用仄韵,给人以音律变化之美。整首词重视创造意境,景中有人,所以有以少胜多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