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边塞词,不啻是一篇吊古战场文,悲康康慨。
首句即吸收李白《战城南》“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塞》“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的诗意,表现了萧萧古戍、饥乌群集的惨切之景。次句,“荒城野雉飞”,是化用刘禹锡“麦秀空城野雉飞”句意,把古战场阴森怖栗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接下“何年”三句,颇有唐朝边塞诗的味道,但容若毕竟又不是岑参那类边塞诗人,唐时的边塞诗是荒凉中透出豪迈,容若却是豪迈转向了凄凉。“何年劫火剩残灰”,是哪年的战乱造就了如今一切的皆似残灰,惨淡的历史已遥不可考,如今只有看英雄们当日的碧血,化作了这蛮荒的土色。 “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容若此处谓,君不见那些忠魂碧血,不管何方埋骨,到头来不都是付与这无边瀚海了吗?上阕,占戍、荒城、劫灰、碧血······组成的是一幅凄惨悲凉的大漠边城之景,奏响的是一曲旧堡败垒的苍凉沉郁悲歌。
下阕前两句承接上阕,继续铺写古战场萧然之景。“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军中将帅的军帐再也不能分开营垒,悲咽的金笳也已永远停吹了。“空分”、“已罢”,四字写出昔景的黯然难以淹留。既然古战场遗下了残灰。遗下了英雄的战骨,玉帐成空,金笳已罢,那就说明厮杀斗争,恩仇荣辱,一切都成过去,于是,词人不禁废然道:“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东风回首”,出自李煜《虞美人》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处是说如今回首前朝往事,但觉物是人非,事事皆休。所以,词人最终感言,兴亡之理,不在人为,而在乎天命,遂见纳兰词哀伤风骨。
在那片八旗子弟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容若既不缅怀“开国英雄”的功烈,更不悲歌慷慨,从中吸取振奋精神的力量,却在那里冷冷清清忧优戚戚地寻寻觅觅。这种行径,还真颇有点“不肖子孙”的意味。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