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词，字面上句句是对贾宝玉的嘲笑和否定，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赞美和褒扬。从封建社会阶级伦理道德标准衡量，贾宝玉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可是从作者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来看，他却是个和那些国贼禄蠹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所以说词中句句都是反话。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就是“寻愁觅恨”“似傻如狂”了。通过这首词，作者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地揭示了出来。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说宝玉言行违背社会伦理，不合中庸之道，看来似嘲，其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
在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书》，早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贾宝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了。但贾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所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圆题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连薛宝钗都说他“每日家杂学旁收的”，承认他懂得多。在警幻仙姑的眼中，贾宝玉是“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所处的角度不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贾宝玉并不是“腹内原来草莽”“不通世务”，而是他厌恶贾雨村之流的政客，不屑与之为伍。不愿读的文章也只是那些“圣贤”的说教和一文不值的科举时文。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通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无不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一一孔孟之道的大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正表现了他那种不苟且、不随俗、独立不迁的个性，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词中“贫穷难耐凄凉”一句是预示贾家败落后，贾宝玉要有一段困苦不堪的生活经历。《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去袭人家探视，袭人的母亲和哥哥慌忙招待贾宝玉，摆上一桌子果品，可是袭人觉得没有一样可吃之物，只给贾宝玉拈了几个松子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给贾宝玉。这表现出贾宝玉是十分娇贵的。就在这个地方，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将来贾宝玉“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对照起来看，他日后的处境是十分凄凉的。贾宝玉在曹雪芹原著的八十回以后的经历虽然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段贫穷的经历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给现代人看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是必然“贫穷难耐凄凉”的。
假语村言，连篇迭出，极力的贬斥必然会使有艺术欣赏能力的读者领悟到：表面上是贬，是骂，实质上是褒，是赞。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这样的贵族青年，按封建阶级“接班人”的标准要求，那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了。他既不能像其祖先那样“理朝廷、治风俗”，为皇帝做个贤臣良相；也不能像王熙凤那样治家理财，撑起家业的门面，所以说是“于国于家无望”了。这样一个“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自然难以进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法眼，于是他就成了贵族之家的“纨袴与膏粱”的反面教材——“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写于小说主人公初次出场时，对于读者认识小说主人公人物形象，进而认识《红楼梦》全书的思想内容，极富启迪意义。
这首诗一说吴迈远作，二说鲍令晖，此诗解说出处指的是鲍令晖的《玉台新咏》。
全诗可分为三层。
前四句为一层，“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是指想着对方身处荒寒之地，却无精致轻暖的衣着，只能以粗毛短衣御寒。
“日月”二句写自己，意思还是承上而来，因为寒在他身，忧在己心，所以天天望君归，可是年复一年，这绷着的心弦总无缓解之时。第一层意指惦念不安、久盼不归。
下面六句为第二层，荆州，扬州，在南方，代指思妇所在之地；幽州、冀州，在北方，代指对方所在之地。
上一层先从对方落笔，由彼而己；这一层先从自己所处地写起，由己而彼。
她说：我这里早已春回大地，而你那儿大概还是冰霜犹在。虽说如此，“北寒妾已知”，然而“南心”你却“不见”。这里的“北”、“南”二字，系承接“幽冀”、“荆扬”而来，既指地，也代指人；“寒”字意亦双关，地之“寒”，是明写；君去不归，音信渺然，“南心”不见，则情之“寒”（冷）亦令人可感，这是暗含；“南心”，一说“指自己在南方望夫的心”，这是对的，因为本来就是“日月望君归，年年不解綖”。不过这里要结合“春早和”的背景来理解。
冬去春来，时不我待，青春易逝，你可知道？暖雨晴风，杨柳如丝，春色撩人春心动，你可知道？芳草萋萋人不归，春日偏能惹恨长，你可知道？说不尽的春愁、春怨、失望、孤寂，你全然“不见”，何等伤心，自在言外。
无怪沈德潜称赞：“北寒南心，巧于著词”（《古诗源》）。“巧”在它紧接上文，自然生发，翻出深意；“巧”在它借时借地，遣词造句，词简意丰，妙语传情。不过，心事万千，谁与共论，左思右想，还只有托燕传情，这种怨“君不见”盼君“见”的矛盾，真实而细腻地刻画出她回肠百转、痛苦而又执著的心态。
诗的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发她所要寄之情。“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形”指人之体，“颜”指人之貌；“杼煎丝，喻不休；风催电，喻甚速”（张玉谷《古诗赏析》）。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你离家之后，里里外外只我一人操持，紧迫得像织机上的梭子，奔个不停；“富贵貌难变，贫贱颜易衰”（吴迈远《长别离》）。长期的愁苦劳累，昔日的容颜姿色，早如风雨中的闪电，转眼即逝。“形迫”、“颜落”，用字灵活，形象鲜明，语意生动，既将上文“辛苦”二字补足，又自然地逗出容华虽尽，初衷不变的情意。细针密线，层折而下，最后再一次向对方表明“南心”，方才收束全文。反复致意，用心良苦，但不知此心暖得“北寒”无。余意萦怀，悠悠难尽。
这是一首代思妇抒情写怀之作，然其突出之处在大量的叙事，妙在所叙之事皆孕满着浓郁的情意，这种事因情生，事中含情，情事相融的手法，不仅是抒情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对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影响则更是深远的。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