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据《山谷诗集》注，山谷在黔州与戎州度过了六年漫长的谪居岁月。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元“建中靖国”，因而所谓“元祐党人”遇赦。但劫后余生不能长久，蔡京为相，党祸再起。山谷好不容易在徽宗1102年（崇宁元年）被任命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事，但到官仅九日即罢。次年又被人摘录《承天院塔记》中片言只语，锻炼出“幸灾谤国”的罪名，构成冤狱，远谪瘴疠之地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等于置之死地。《山谷诗集》中有《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聊为短句》诗纪其事，因此可知这首小令作于1103年（崇宁二年）岁尾，具体地点是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至汉阳途中。

　　上片写离别在即。“千峰百嶂宜州路”，点明山谷被贬宜州事，“路”字表明已经登程。生离死别乃既成现实，已无可挽回。“千峰百嶂”实写道路崎岖坎坷，通往宜州道路之多山。语似平易，实即沉痛。山谷贬黔州时，黄大临亲送贬所。山谷《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痛苦经历唤起的回忆，不寒而栗。“天黯淡，知人去。”萧瑟凄清、使人愁绪顿生的环境，衬托了词人愁肠百结、悲愤欲绝的心情，创造了浓郁的别离气氛。“晓别吾家黄叔度”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喊。骨肉之情，手足之谊，屡遭挫折和磨难，亲弟弟又一次被“投荒万死”（《山谷诗集·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语），怎能不发出揪心之疼，从“天黯淡”至“晓别”，反映词人忍受痛苦的煎熬已经彻夜不眠。纵铁石心肠，读至此不能不为之涕下。“弟兄华发”是实指，时山谷58岁，黄大临当长数岁，均已垂垂老矣。两位老人怎能承受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远山修水”与“千峰百嶂”相呼应，给人道路险阻、途程遥远之感。疲惫憔悴的词人，背着沉重的负担，拖着滞缓的脚步，在盘曲的荒山僻岭中艰难困苦地行走着……其凄苦情状，历历在目。“异日同归去”长歌当哭，字字血泪，兄弟之间无缘今世相会，重逢只能九泉之下，语极悲怆。山谷经过长途跋涉，到宜州后仅一年，便怀着冤愤与世长辞了。“异日同归去”竟成为兄弟间的诀别之辞。

　　下片写别筵及别后难挨时日。“长亭”指送别之处。“樽罍”指酒，借酒浇愁而已。其实，山谷是不饮酒的，“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西江月》词题序）。“散”字下得巧妙，交代了别筵难离难分的场面。通宵达旦，不云迎来晓色，而云“饮散”去“暮”色，正是景为情设，情由景生。山谷为宋诗大家，大临亦善诗词，如今却“别语缠绵不成句”，足见悲愤之极，这是无声的抗议。一贬再贬，身处荒陲，何况又是以衰老之身，备经拂逆，手足睽离，故云“已断离肠”。“能几许”是大声的呵责，是涕泪纵横的长嚎。“水村山馆，夜阑无寐，听尽空阶雨。”是想象兄弟离别后，思绪难排，只得听雨声来挨时日。暗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意，但大气包举，别无枝蔓。“尽”字语极沉痛。

　　这首赠别之作，不假雕饰，直抒胸臆。词中所蕴含和蓄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强烈的，但却出之以极其朴素、平淡的语言，从而自然地达到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此词风格豪放、气象雄浑，更复庄而不板、谐而不谑，其历史跨度，纵贯古今，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予以概括描绘并深刻评弹，写得博大宏阔，却又似在诙谐谈笑间，隐寓着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到底有几人风流人物？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