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四句作者全翻新陶诗开篇，点明了陶花源的来历。陶诗“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列举两件事：一是指鹿为马胡亥，二是修筑长城害民伤财。说明秦政昏暗朝纲乱，民心尽失，并独创“种桃者”，有桃源避世追求和平之意。
“此来”四句写桃源与世隔绝，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诗中“种桃经几春”、“采花食果枝为薪”说明桃源中人不论沧桑之变，远离尘嚣，超凡脱俗，过着淳朴自然的生活，情趣无穷。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独创“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虽源于陶诗“秋熟靡王税”，但言出了桃源世界天高皇帝远，虽有血缘亲情，但没有封建等级制度，人人自由平等。
“渔郎”四句概括《桃花源记》故事的主要内容以及渔人与桃源人的交流和叹。渔人荡舟迷航人桃源，彼此相为惊叹。“惊相问”“山中岂料今为晋”则出于《桃花源记》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不知秦汉，无论魏晋”诸语的缩写。“世上那知古有秦”是说世人不入桃源，故难知道暴秦无道的具体情况。此句并说明桃源中人自秦就隐居于此，在此居住了汉、魏、晋多个朝代不受王化，不管人世沧桑之变。
最后四句作者借桃源人之口对天下战乱不息、朝代替换的感慨。经过秦末大乱的桃源人，听得如醉如痴，因而回首往事有同感于战乱之苦，悲泪泣下而沾巾，感叹像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已不复出现了，桃源人只经过一次秦末之乱已不堪其苦，哪知天下改朝换代，历遭多次似秦末之战祸，沧桑之变故的残酷现实。真是可叹可悲！此四句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乱世的厌恶与对和平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
本篇故事新咏诗，与晋唐朝诗风格调有异，一是重整体脉络而不作具体描绘，二是叙述以议论出，语意出新取胜，虽诗晚出，然极富新意，体现了宋诗的特色。北宋王安石作《桃源行》，则自创新格，以议论为特点，浓缩陶渊明诗意，精炼词句，独造名句，运思谋篇上胜过了前人。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诗的首二句写眼前秋景仿佛洞庭之畔，流露出思乡之情；次二句一转至现实的北方黄河之景；五、六两句进一步写“心悲”、“肠断”的内在感受；最后二句以薄暮失道来描写诗人迷茫怅惘、恍惚痛苦的情形。全诗层层深入，写情真切，笼罩着慷慨悲凉的气氛，颇具苍劲、雄健的风格。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二句，清沈德潜《古诗源》认为“起调甚高”，议论是不错的。因为它从眼前所见的秋风吹起，木叶纷落于黄河波上，即刻联想到有似昔日的南国风景，就径直领出旧土之思的发端，并且暗用屈子《楚辞·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意境，平添出一层烟雾般轻蒙柔曼的忧郁情味来，使之拥载了更丰厚的涵纳，以供人体味怀想。当然，这种辽远地域空间和漫长古今时间的类比，除了承传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外，主要的还在于主体自身现实人生经历与情感趋向的规范，所以才能够将原本隔断的二端重行汇铸为一个统一的有机审美整体，就寻常的客观物象间注入强烈主观选择意识。
后面六句即顺势直下，由空间场景描写导出时间推移的概念，层层依次展开。“常山”、“代郡”历来是边防要地，因此王褒沿途北渡，所见亭障相属，一派森严戒备的紧张景象，确也反映出那战事繁频，兵连祸结的现实状况。
接着的第五、六两句写沿途所闻，以“异方乐”共“陇头歌”对举，一为曲调，一为歌辞。“陇头歌”的名目，多是用于表现戍卒征夫离愁别恨的内容，格调悲慨苍凉。王褒此际风尘仆仆于萧条秋野上，满目荒凉，又值暮色四起，忽地传来了阵阵吟歌，呜咽入耳，不能不使之悲从中来，陡地牵动起家国沦亡的万千思绪，平生遭际尽翻上心头，直觉天地茫茫竟无从归属，念之“肠断”。这里的“异方乐”一语，含意颇深，原因其系胡人所造，非汉地土风雅乐，故云。但另一层的意思，却是谓魏、周之类的北朝政权，都是异族入主中原，自不同于我炎汉正朔。
这样，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尾句上来：“薄暮驱征马，失道北山阿”，此处袭用了《战国策·魏策》旧典，魏王欲攻赵，季梁劝说道：“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指出魏王以攻赵求成霸业，则“犹至楚而北行也”。并融入魏阮籍《咏怀诗》之五：“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的句意，叹息自己的人生失路。当初忍辱借生，以至易节仕异族，现在蹉跎岁晚，生年无多，则悔又何及，也只有留下无穷的伤悲苦痛罢了。至此，方将开首的寓意点明，回旋应呼，不滞不懈。
这首诗不事雕饰，造语清浅而寄兴遥深，尤其善于融化典故以写自我心意，更耐人寻味，增加了它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咏史词，赞颂了桓温多面的性格与才能，体察其壮志难酬的压抑，并渗入了词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是一首上佳之作。
“冷清清、荒台败瓦，日斜来吊宣武”，以写景开篇，描写此时此地的荒凉，突出沧桑之意。“如云宾从当年事，面对青山歌舞”，这是先抑后扬的手法，极力表现当年桓温幕府的繁华场面，但这身前的煊赫与身后的冷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多么大的心理反差和感觉。历史上桓温幕下贤才毕集，谢安、谢玄、郗超、王珣、顾恺之、袁弘、习凿齿、车胤……都是一时之英杰。接着是人物的正式出场，在高高的华盖下，坐着一位“猬须石眼”的如虎之人。然后作者提到他也曾有过雄踞南方四州的伟绩，甚至还有篡权窃国的雄心抱负，“匆匆”二字已饱含有对桓温“做贼”的批评之意。“更何情绪”？这疑问问出了桓温表面风流倜傥，心中却是想着窃国篡权，因此，他就不会有周瑜那样的真风流。
过片，接歇拍而来，“休相笑”，意在纠正前人的误解。他对桓温宣武的态度由贬转褒，对这位雄才大略又文采风流的历史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达了其钦佩与惋惜之意。在《桓温墓》一诗中，他也写过“虎视中原气未伸，一生功罪总难论”的句子。“此儿还有佳处”、“尚解登山作赋”化用经史成句，运散笔，发议论，有几分辛稼轩的风采。“一时裙屐原潇洒，谁料转头黄土”，“裙屐”对“黄土”，用鲜明的物象带出丰厚的沧桑之意。接着“江月苦”二句回到题面，回到白纻山。大江东去，浪淘尽桓温一生经营。和“做贼”对照，“雄心”才是词人内心深处对桓温的真实评价。这正是对以桓温为“贼”的“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听漠漠苍林，非丝非竹，打起佛楼鼓”，以景作结，呼应开篇。“非丝非竹”让人联想起桓温与孟嘉那段著名的对话，桓温“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堪称知乐，孟嘉“渐近自然”之答更是精妙。若论天籁，不假外物、不受束缚的人生才是天籁。“泪尽金城空感逝，歌残白纻定伤神”（《桓温墓》），佛骨诚然让人息心使人忘机，可这不是开创帝王之业的桓温之所需要。问世间侧耳向佛骨者，几人不是为势所迫，为时所逼？这是那个盛世时代带给黄仲则的压抑、无奈和屈服，也是他骨子里所无法忍受的东西。也许这种情绪和反抗才是本词的真正主旨所在。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