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主题思想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写作特色
此文通过白描的手法,详细而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所得到的一个微雕作品——核舟,采用的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先是概括地介绍王叔远微雕技艺的“奇巧”以及他技术的全面,既是全文的总提,也为转入正题蓄势。文字虽短,作用却大,不可以没有。接着详细介绍核舟所表现的苏东坡赤壁泛舟的故事和意境,从全舟到局部,从船头到船尾,从陈设到人物,从容写来,层次分明,丝毫不乱。尤其注重细部的描写,如雕栏上的对联,船头人物的姿势和神态,舟子的动作,都写得生动如见,令人既佩服王叔远雕刻之神,又赞赏魏学洢观察之细。刻者与写者,可谓是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了。从描写看,王叔远不仅有高明的微雕技巧,而且很有见地。他表现东坡赤壁之游,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与加工。譬如雕栏上的对联,右边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出自苏东坡十月写的《后赤壁赋》,而左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则是苏东坡写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季节有点不对,但用以揭示东坡泛舟时的月夜之景,却有不容抹煞的作用。又譬如所刻船头的三人,神态逼真,直如图画,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东坡泛舟赤壁时,第一次只有一个客人,第二次有两个客人,均无姓名,并没有黄庭坚与佛印参加,现在王叔远把他们硬扯在一起,当然体现了他的思想寄托。大约是以佛印来体现东坡的禅味十足的空灵,而让黄庭坚这个挚友来安慰他的寂寞吧。
最后对核舟所作的总结性说明,为的是加深读者对微雕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巨的印象,同时自然地过渡到作者的议论,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微雕作品的赞美。结尾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使文章如核舟一样,显得精细而完整,令人爱不释手。
此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题目解说
“核舟”是一件微雕工艺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本文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写,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整体形象。记是本文的文体,这里有描述的意味。
分段
第一层(第2至第4段)介绍舟的正面,这是显示雕刻家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三小层:
第一小层(第2段)先介绍“核舟”的体积,接着写舟的中间部分即船舱。其中,重点是介绍舱旁的小窗,它不仅可以开关,而且上面细;“启窗而观”,还有“雕栏相望”,更显出雕刻家构思的巧妙。
第二小层(第3段)介绍船头部分,写舟上游览者——苏轼、黄鲁直和佛印的外貌和神情。这一层对表现雕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的介绍也最为详细。除了细致地写出人物的衣着、姿势而外,还着意描述了苏、黄二人泛舟时的心情。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放旷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群的感觉。这就自然成为苏、黄二人神情的陪衬,使画面显得不单调。
第三小层(第4段)介绍船尾部分,写舟子的表情和动作。两个舟子的神情也“不属”:一个“若啸呼状”,很悠闲自在;一个“视端容寂”,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样来塑造舟子的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绍了题名和篆章,以“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黑色,篆章用红色,对照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最后总括全文,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
第一段总述。“奇巧”概括出雕刻工艺的特点
第二段分述。雕刻者刻的字暗示了核舟的主题。
第三段分述。三人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第四段分述。而舟子一个悠闲,一个专注
第五段总述。“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首句写塞外大风掠地而过,将烧山的猎火吹得火势熊熊,从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这座山头连到那座山头。一方面显示了打猎场面的壮阔,另一方面也揭露边将沉湎于狩猎的情况。
次句接着写由于打猎之故,碎叶城城门大开,防守疏漏。碎叶城在今中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唐时属安西大都护府。“孤城”二字暗示碎叶城处在边防最前沿,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对于能否扼守住边关,防止外敌之侵入,举足轻重,边将却骄奢轻敌,城门洞开地出猎而去,其危殆之势无异于引一发而垂千钧。诗人的焦虑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写在守卫烽火台的戍卒的阵阵欢呼声中,将军猎归,大获猎物。“烽子”,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紧急而举烽者也。”如今“烽子”不去守望敌情、举燃烽火,而去守候猎物、举燃猎火;不去呼报敌情紧急,而去欢呼猎罢归来,讥讽之意显而易见。
此诗写边将夜猎的场面,虽然背景壮阔,显得有声有色,但并不是为了歌颂,而是寄寓诗人对边防松弛的忧虑和对边将玩忽职守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