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因为有了爱情,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辞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
这首《清平乐》情辞真切,将相恋之中人们想见又害怕见面的矛盾心情,一一写出。“风鬟雨鬓”,本是形容妇女在外奔波劳碌,头发散乱的模样,可是后人却更喜欢用这个词去形容女子。女子与他相约时,总是不守时间,不能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但纳兰在词中却并无任何责怪之意,他言辞温柔地写道: “偏是来无准。”虽然女子常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缠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
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这份美好过分短暂。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脸庞,便已逝去。“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与《清平乐》的上片相比,下片的格调昆得哀伤许多,因为往昔的美好回忆过后,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悲凉。在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看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力地去扭转乾坤。
本词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歌女,其活泼姿态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词的上片三句似电影中三个画面。首句“争挽桐花两鬓垂”,点出她们的年龄和活泼。古代孩童不束发,两鬓下垂,可见是一些小小女孩儿。她们在树下争着闹着,将桐花摘下来,插到自己的鬓发上。次句“小妆弄影照清池”,写年龄虽幼小,已经很爱美了。她们插好花稍稍打扮后,纷纷跑到清池边,欣赏自己美丽的倩影。一个“弄”字,活现出装模作样、顾影自怜的可爱相。她们不仅爱美,还十分顽皮淘气。上结“出帘踏袜趁蜂儿”是多么有趣的一笔。她们为了追逐一只小小的蜜蜂儿,只打着袜脚,来不及穿鞋,就掀开帘子蹦跳出去了。以上写她们平时是爱美、爱玩的天真无邪小小孩子。上片没有写明她们的身份,但从下片可看到这是一群被送到坊曲(唐宋时的妓院)强使学艺的小女孩儿。
过片两句“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写她们一本正经练艺时的情况:此时坊曲主人给她们戴上饰物。那用金子镶嵌的手镯带在两只手腕上感到沉重。这“重”字语义双关,既是手上沉重,也是心中沉重。琵琶弹尽一曲声调悲哀。“悲”字也是双关,既是曲调之悲,也是女孩儿们内心的悲伤。结句“岁寒谁肯剪春衣?”这轻轻一点,实是重重一笔,本词的主旨终于显示出来。岁暮了,春天来临,究竟有谁肯为这群女小孩儿添制春衣呢?意思是,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们的生活。
本词为四十二字的小令,在美成的笔下,显得十分出色。写法上很有特点,一是全词多用对比:上片女孩儿们的活泼笑闹和下片受管束、内心悲凉形成对比。二是下片中“跳脱添金双腕重”,坊曲主人为她们外表打扮、装装门面,和结句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她们生活冷暖形成对比。三是上片起句女孩们争着采桐花打扮自己,非常愉快和过片被动戴上手镯感到沉重不自在形成对比。通过种种对比,以层层加深的笔法以突出主旨。词的上片三句从不同角度大力渲染女孩们的活泼娇憨和自由欢乐。过片写出她们的沉重,接着又写出她们的悲哀,最后点出根本无人真心照顾她们。这样前面种种的可爱处更引起读者的爱怜。其三,下片的写法,特别符合《浣溪沙》这词调格律的要求。按《浣溪沙》作法,上下片各七字三句。分两句一组,一句一组。这一句一组是很重要的,要用力才能收住,本词的结句“夜寒谁肯剪春衣”,正是全词的重心所在。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