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很朴素的诗。两章相重,只有很少的变化。每章开头,是女主人公用简单的语言说出的内心独白。稍可注意的是“不知其期”这一句(第二章的“不日不月”也是同样意思,有不少人将它解释为时间漫长,是不确切的)。等待亲人归来,最令人心烦的就是这种归期不定的情形,好像每天都有希望,结果每天都是失望。如果只是外出时间长但归期是确定的,反而不是这样烦人。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中,女主人公带着叹息地问出了“曷至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下面的一节有一种天然的妙趣。诗中不再正面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哀愁乃至愤怨,而是淡淡地描绘出一幅乡村晚景的画面:在夕阳余晖下,鸡儿归了窠,牛羊从村落外的山坡上缓缓地走下来。这里的笔触好像完全是不用力的,甚至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不像后代的文人辞章总是想刻画得深入、警醒,恐怕读者不注意。然而这画面却很感动人,因为它是有情绪的。读者好像能看到那凝视着鸡儿、牛儿、羊儿,凝视着村落外蜿蜒沿伸、通向远方的道路的妇人,是她在感动读者。这之后再接上“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读者分明地感受到女主人公的愁思浓重了许多。倘试把中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三句抽掉,将最后两句直接接继在“曷至哉”之后,感觉会完全不同。这里有抒情表达的节奏问题——节奏太快,没有起伏,抒情效果出不来;同时,这画面本身有其特别的情味。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经常看到这样的晚景。农作的日子是辛劳的,但到了黄昏来临之际,一切即归于平和、安谧和恬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火温暖地跳动起来,农人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黄昏,在大地上出现白天未有的温顺,农人以生命珍爱着的东西向他们身边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刻。可是在这诗里,那位妻子的丈夫却犹在远方,她的生活的缺损在这一刻也就显得最为强烈了,所以她如此怅惘地期待着。
这诗的两章几乎完全是重复的,这是歌谣最常用的手段——以重叠的章句来推进抒情的感动。但第二章的末句也是全诗的末句,却是完全变化了的。它把妻子的盼待转变为对丈夫的牵挂和祝愿:不归来也就罢了,但愿他在外不要忍饥受渴吧。这也是最平常的话,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却又是那样善良和深挚。
这是古老的歌谣,它以不加修饰的语言直接地触动了人心中最易感的地方。它的天然之妙,在后世已是难以重复的了。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此诗描写蜀中四月的情景,壮美与纤丽互见,宏观与微观俱陈。细雨迷蒙,密雾难开,春水盈野,一派浩渺,意境壮阔。
诗中的“南京”是指现在的成都,“犀浦道”指唐代的犀浦县,现在四川郫县的犀浦镇就是当年犀浦县治所。
大道之行的主题思想
此文在阐明“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里人人都能受到社会关爱,安居乐业,且各尽所能,这里寄托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
文中拿现实社会跟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其中已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形:社会变乱纷乘,动荡不安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盗贼横行,混乱不堪。
总之,此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幸福憧憬。虽然主观目的,只是论说礼仪、阐释古制、宣传儒家思想,但其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圣贤留给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读来启人深思,鼓舞人心。
分层解析
第一层
(一、二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三、四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2、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3、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五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