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诗人山行时所见所感,描绘了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荆溪”发源于秦岭山中,流至长安东北汇入灞水。诗人的别墅也在秦岭山中,此诗所写应是其别墅周边的一段景色。首句写山中溪流:荆溪蜿蜒穿流,溪水清浅,因溪水冲刷而泛白的石头星星点点地露出水面。次句写山中红叶:天气业已寒冷,但山林间仍点缀着稀疏的红叶。从天寒而红叶犹未尽落,表明天气是初冬时节。在以上两句诗中,诗人以“白石出”与“红叶稀”概括而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初冬山中景色的显著特征。不过诗人接着就在第三、四句诗中告诉人们,上述景象并不是此时山景的全貌,此时山景的基本面貌,乃是由众多苍松翠柏等终年长青的树木构成的充满生命力的“空翠”,即一望无际的空明的翠绿色。诗人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周身被空明的翠绿所包围,山林间的空气本就湿润,而空明的翠色则仿佛已化作绿水洒落下来似的,虽然未曾下雨,却不由产生了衣裳被淋湿的感觉。在此,诗人通过一个似幻似真的“湿”字,巧妙地显示出山中“空翠”色彩的浓烈。
在这首小诗中,诗人选择白石散露的小溪,山林间稀疏点缀的红叶和一望无际的翠绿色,用一条山径和一位行人把它们联接起来,构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山中初冬风景画。这幅优美的风景画极具冬的情韵,却无冬的肃杀,而仍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这首小诗描绘初冬时节山中景色。
首句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次句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从下两句可以看出),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
如果说前两句所描绘的是山中景色的某一两个局部,那么后两句所展示的却是它的全貌。尽管冬令天寒,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蓊郁青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身是空明的,不象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份,浓得几乎使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人行空翠之中,就象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染、滋润,而微微感觉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空”字和“湿”字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心灵上的快感中统一起来了。
张旭的《山中留客》说:“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是实写,展示了云封雾锁的深山另一种美的境界;王维这首《山中》的“湿衣”却是幻觉和错觉,抒写了浓翠的山色给人的诗意感受。同样写山中景物,同样写到了沾衣,却同工异曲,各臻其妙。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重复的。
这幅由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的红叶和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烂鲜明,富于诗情画意,毫无萧瑟枯寂的情调。和作者某些专写静谧境界而不免带有清冷虚无色彩的小诗比较,这一首所流露的感情与美学趣味都似乎要更健康一些。
这首词上片描写作者送客归来,遇到梅花盛开的情景;下片描写了作者年纪老迈,进不能报效国家,退不能归隐山林的尴尬处境。全词借景抒情,以梅花的富有情韵,生动地刻画出一位不堪宦海颠波、垂垂老矣的老吏形象。通过描写送友人离开后的所见所感,含蓄地抒发了心中的抑郁愤懑之情以及自己老大无成的感叹。
词的上片借梅抒怀,哀叹自己衰病和无聊。首句写送客归回,引起对旧友的思念,点明题意。“欹帽垂鞭”四字,写活了作者的颓唐和懒散,能见内心怅惘与痛苦。“一枝梅”不仅仅写出了梅花的枝数,还写出了词人的形单影只,更暗喻了词人不同流合污的洁雅品质。次句原是淡雅一景,该令人怡然释然。可作者不再用笔,而诉说自己已麻木得不知有春。但梅花却善解人意,送来幽香。这是作者矛盾生活的心理反应。那心事,那壮志,要忘却怎能忘却;现实的触目惊心,使作者总不敢忘。
下片向友人表达自己矛盾的心志。“安得”三句是故作逍遥,既然进不能报效朝廷,实现理想,便只能隐居山林,饮酒赏梅了。但后三句却又叹“流年羁恨两相催”,作者不甘心老大无成,不甘心四处羁旅,他还要坚守在抗金前线。殷殷报国心,烈烈杀敌情,全在平淡的叙说中,耐人寻味,感人肺腑。
诗人把此诗赠给歌者,诗人采用由远及近、步步引入的写作手法,表现了诗人对歌者歌唱艺术的敬佩,同时又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
第一、二两句描写歌唱环境。“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写长安的酒家歌楼,这是一个引子。这两句诗,采用了由远而近、由外及内、步步引入的手法。天空,一轮明月;地上,万家灯火,街市上行人车马来来往往,展现的是一幅繁华都会的景象。接着便是一座高楼的外景,明月的清辉照着高楼,照着它周围盛开的鲜花。
画外音,是声声动人心弦的歌声。再接下去是酒楼上,灯红酒绿,年轻的歌女在演唱;一曲之后,便是一番斟酒、敬酒、举杯、言笑等景象,这两句诗把时间、地点、环境、宴席、歌者、听者,还有歌助酒兴的欢悦气氛都表现出来了。词简意丰,有虚有实,既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第三四两句描写歌清酒兴。歌,愈听愈动情;酒,愈饮愈有兴,歌声更比酒“醉”人,所以三、四两句不言酒而单写歌。而且,诗人不是对歌者或歌声进行描绘,也不是直接抒发对歌声有怎样的感受,而是说:“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据说鹧鸪有“飞必南翥”的特性,其鸣声像是“行不得也哥哥”。
《鹧鸪曲》就是“效鹧鸪之声”的,曲调哀婉清怨,为这个曲子所写的词,也大多抒发相思别恨。尽管诗人在开头二句极力描绘了春风夜月、花前酒楼的京国之春,从后二句中自称“江南客”,可看出诗人的思乡之心,早已被歌声所撩动。如果这位歌者再唱出他熟悉的那首“佳人才唱翠眉低”的《鹧鸪曲》,难免产生“游子乍闻征袖湿”(《鹧鸪》),终至不能自已了。因而诗人向歌者请求莫唱《鹧鸪》了,充分体现了歌声具有使人回肠荡气的魅力,同时又深深地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
诗人把此诗赠给歌者,实际上是意味着诗人正是歌者知音,深深地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诗人也期望歌者能够成为这“心声”的知音。这就使听者、歌者在感情上得到了交流和融合,取得了深沉感人的艺术效果,辞浅意深,曲折感人。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