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王昌龄吟咏苏州的诗，仅此一篇。深秋的一个夜晚，诗人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月光下，小船在水上慢慢地移动。夜是如此地安静，湖面泛起一片寒气，洞庭山落下一层微霜。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隐隐地感到海风吹过，听到远远的地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太湖秋夕图。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按余冠英的说法，这是一首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只有欢乐而已，没有多深的政治意义。

　　在一个贵族欢宴的场合，有一个身份高贵的青年男子，在中央为大家起舞助兴。只见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态，边舞蹈边吹奏笙竽之类乐器，人们欢呼雷动。他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受这种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无比欢欣快乐。接着写这位男子狂欢之余，放下乐器，开始跳起舞来，其乐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执定羽旄，右手招诗人与他共舞《由敖》之曲。场面欢畅淋漓。

　　诗共二章，摄取了两组歌舞的画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仪”一类的笙乐，属房中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由房者，房中，对庙朝言之。人君燕息时所奏之乐，非庙朝之乐，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骜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 《周官·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今天已不知两舞曲的内容，但从君子（舞师）“阳阳”、“陶陶”等神情上看，当是两支欢快的舞乐。“其乐只且”恰恰说明其乐之甚。“只”，韩诗作“旨”；《诗三家义集疏》：“旨本训美，乐旨，犹言乐之美者，意为乐甚。”

　　诗的格调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乐，乐曲比较轻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乐，《程子遗书）：“阳阳，自得。陶陶，自乐之状。皆不任忧责，全身自乐而已。”想见舞师与乐工是乐在其中。诗人为乐工，故诗中“我”在描写歌舞场面时也就比较轻快这与《王风》其他篇章那种苍凉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释，此诗写夫妻歌舞为乐。丈夫邀请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来，表现了他们自得自乐、欢畅无比的情绪。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写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因为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拥有较多的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此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世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

　　由于作者的气质与秉性使然，所以即使内容为艳情，词作也往往会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早期花间词不仅内容空虚、意境贫乏，而且多追求辞藻的雕琢与色彩的艳丽，虽然词人多为男子，但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却带着极浓重的脂粉气；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虽然也写男女幽会，却在暖昧、风流之外多了几分清朗与凉薄。

　　发端二句“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很明显出自于李煜在《菩萨蛮》中的“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一句。小周后背着姐姐与后主在画堂南畔幽会，见面便相依相偎在一起，紧张、激动、兴奋之余难免娇躯微颤；纳兰词中的女子与情郎私会于“曲阑深处”，见面也拭泪啼哭。但是细细品味，后主所用的“颤”字更多展现的是小周后的娇态万种、俏皮可人，而纳兰这一“颤”字，写出的更多是女子的朋情之深、悲戚之深，同用一字而欲表之情相异，不可谓不妙。

　　曲阑深处终于见到恋人，二人相偎而颤，四目相对竟不得“执手相看泪眼”，但接下来纳兰笔锋一转，这一幕原来只是回忆中的景象，现实中两个人早已“凄凉”作别，只能在月夜中彼此思念，忍受难耐的凄清与幽怨。夜里孤枕难眠，只能暗自垂泪，忆往昔最令人销魂心荡的，莫属相伴之时，以折枝之法，依娇花之姿容，画罗裙之情事。

　　这首词以白描的手法再现夫妻重聚时的情景，字句间一片春光凄凉。从词意上看，这首词是词人回忆与妻子相恋的情景，通篇皆作追忆的口吻。

　　上片布景，展现相见之时及别离之后的情景。“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别后的凄凉，最难以忍受的是月明之夜的清冷相思。读来令人摇心动魄。虽并非初次，却仍然有点紧张。暗地里，偷偷匀拭着眼泪，心潮激荡。回想起别后，两处相思，一样凄切悲凉。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词意陡转，道破这原是记忆中的美妙而已，现在已是别后凄凉。凄清幽怨到让人不堪承受。

　　下片说情，剖示当下的心境。“半生已分孤眠过”，紧承词意，将失意一倾到底，用词精美婉约，凄怆词意并未因而消减，依然辛酸入骨。结句处的“折枝花样画罗裙”，借物映人，含蓄委婉。

　　布景与说情，尽管皆记忆中事，但其注重于捕捉当时的感觉和印象，却令得已经过去的景和情，鲜明生动地浮现目前。

　　与很多花间词相比，李煜的艳词大多做到了艳而不俗，能将男女偷情幽会之词写得生动而不放荡。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又在李煜之上。

　　这首词首尾两句都是追忆，首句写相会之景，尾句借物映人，中间皆作情语，如此有情有景有物，又有尽而不尽之意，于凄凉清怨的氛围中叹流水落花易逝，孤清岁月无情，真是含婉动人，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