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阙不同于一般的咏梅词！作者并不着眼于梅花傲霜斗寒的品性、芬芳高洁的气骨，在他笔下，梅花是故国家乡的象征物。

　　作为出使金国被羁押的宋臣，他坚贞不屈，但心中的痛苦又向谁去倾诉？闻说南宋使者将来，听到歌手唱《江梅引》“念此情，家万里”之句，不禁思绪万千，他想问使者江南梅花开几枝？京城临安有何佳音？他想得到故国梅花，但千里捎梅，花朵想必零落，他只能想像自己已回到故乡摘梅花，弹一段《梅花三弄》悠然销魂，听一曲胡笳然泪落。他希望头插梅花，梦想成真，他又怕风吹花谢，一切成空。这层层思绪，词人写来就如抽丝剥茧般真切动人，无怪当时人们“争传写焉”。(《容斋五笔》说它：“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在当时是起了传播爱国思想作用的。 )

　　而在词中，笑和吹堪称句眼。笑写出家中佳人的 美丽纯情，更表现了他的思念；吹字，当沉迷在想象中时，现实又吹破了自己的一切幻想，真是肝肠寸断啊 ！

综述

　　《芙蓉女儿诔》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全面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不世文才。

　　贾宝玉在这篇《红楼梦》中所有诗词歌赋中最长的、达千余言的诔文里，首先介绍了晴雯的身世遭遇，回顾了他们之间的相与共处的生活，叙述了她的惨死经过，然后以无限的深情悼念晴雯，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等比喻，赞美了晴雯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在这篇诔文里，晴雯是奋翅高翔、博击长空的雄鹰，是香味浓郁的兰花；而王夫人、花袭人之流则是玩弄口舌、以毒杀人的鸠鸩，是一类的恶草。他热烈颂扬晴雯傲世独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夫人等的杀人罪行，甚至发出了“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怒吼。他以优美的想象，赞扬晴雯有如伟大诗人屈原，“志洁行芳”，始终坚守着高尚的情操。他愤怒地刻画了封建正统势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搞的“诼、谣、诟”的阴谋诡计。他怀念晴雯，上天人地以求索，用美丽的神话来慰藉自己，深深祝愿晴雯在“天国”生生不息。

　　《芙蓉女儿诔》还抒发了曹雪芹的悼亡体验。尽管曹雪芹生平事迹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离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特别是如贾宝玉一样在家族败亡过程中目睹家庭中许多美的年轻女性的毁灭，诔文中“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数句，非过来之人不能够“作此哀音”。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怡红心性与悼红情结的形象写照。脂评曾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葬花冢耳”，套用一下，也可以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芙蓉诔》耳”。

　　作为诔文，《芙蓉女儿诔》的最大特色是创新。首先表现为：立意创新，见解不俗。在祭奠方式上，宝玉不屑拘泥于世俗之葬礼，他认为祭祀原不在形式，全在心意诚敬而已。宝玉不但冒险到下人住处探视晴雯之病，还以群花之蕊、冰鲛之毅、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于夜静无人之时致祭晴雯，并写下情意深长的长篇诔文，为她的抱屈夭亡而鸣不平。他对黛玉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主张“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问”。立意突破传统诔文感情拘谨、形式陈腐的局限，进行全新的创造：“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他认为用这种独特的致祭方式，“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为一个奴才、丫头做此一篇宏文，写作态度上完全超逸出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的期待，却符合宝玉一贯之为人。文中作者宝玉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感愤哀切，深情执著。

　　其次，该诔从思想到艺术都从整个中华古代文学中汲取精华营养，从而突破悼祭文学传统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手法，形成新的面貌，一洗近人八股习气。宝玉曾有“尚古”的文学主张，他所说的古代传统主要包括屈原、庄子与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气，如：他所列举的《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秋水》、《大人先生传》等，均是不得志于时者寄情文字、离世叛俗式的牢骚文学，个人抒情色彩很浓。因而，该诔在体制的宏丽、想象的丰富、文藻的华丽、香草美人的寓意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楚辞的写法。此外，还受到曹植、李贺等人诗文风格的影响。曹雪芹友人敦敏在诗中把他比作写过《洛神赋》的曹植（“诗才忆曹植”），另一友人敦诚则说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昌谷即指李贺，李贺诗以感愤不平和仙鬼艳情为主要内容，又以结构跳跃、想象奇特、造语尖新等特色而被称为“长吉体”。“长吉体”乃是在吸收屈原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峻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及古乐府的绮丽清新等基础上而形成的。从曹雪芹仅存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其构思、意境和词采都颇近李贺，亦可由此略窥雪芹诗歌艺术之一斑。《芙蓉女儿诔》中不仅可看到李贺诗文激愤不平、艳情仙语的特色，还能看到曹植《洛神赋》式的优美深情和缠绵惆怅。

　　可以说，《芙蓉女儿诔》的成功是与历史上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个性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而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潮又给以思想上的影响，归有光《寒花葬志》，张岱《祭秦一生文》等应是其精神先导。《芙蓉女儿诔》代表曹雪芹诗文创作成就，置诸中国最优秀的悼祭文学之列也毫不逊色。

主题思想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通常认为《芙蓉女儿诔》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诔》不只是悼祭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挽歌。该诔与《红楼梦曲》及黛玉《葬花词》、《五美吟》有着共同主题，传达出《红楼梦》“悲金悼玉”的主旨。因而，《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脂评本注：“非诔晴雯，诔风流也。”《芙蓉女儿诔》的确是宝玉对外在环境迫害风流人格而作的无力抗争。

　　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其文为：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其中“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明白地说明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芙蓉女儿诔》可以说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下层者的颂歌。这篇诔文的出现，标志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一个贵族公子，作文祭悼，赞美一个奴仆，歌颂其反抗精神，表现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封建叛逆者的立场。

　　与此同时，贾宝玉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背叛，已经深入到了封建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愤怒地抗议已经直接指责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王夫人身上。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大观园内封建势力与初步民主思想较量对他的教育、影响的结果。因此，《芙蓉女儿诔》也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婢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艺术手法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构思技巧

　　《芙蓉女儿诔》构思之新奇，情感之强烈，意象之幻丽，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置诸《红楼梦》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十分醒目。唯其如此，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对此，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

　　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其实与高鹗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艺术形象

　　《芙蓉女儿诔》的结尾，模拟《离骚》的写法，展开奇特想象：想象着晴雯被上天任命为芙蓉花神，乘云气，驾飞龙，在天界自由遨游；又想象她感于自己致祭的诚意，在众神的簇拥之下，于仙乐飘飘，香气氤氲的境界中降临凡间。宝玉借助历史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故事、神话人物，创造出一个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这段幻想体现了宝玉尊崇女儿的心理，他希望晴雯这个被迫害致死的薄命女儿从此能超越尘俗的压迫和羁绊，到达自由永恒的境界。诔文感情缠绵，意境凄美，主要描写对美的毁灭的悼惜，以及忆昔感今等内容，与传统悼妓姬之作的唯美与深情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模式、典故运用都表明它是中国悼祭文学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

　　这段骚体歌词表达了作者对芙蓉女儿的颂赞，把芙蓉女儿描绘成能够驾玉龙、乘瑶象，遨游于天宇之神。有人认为这些情节绝对不是林黛玉和丫头晴雯所能承受得起的。有观点就认为《芙蓉女儿诔》之中所诔之人既非黛玉又非晴雯，曹雪芹笔下的“芙蓉女儿”实乃竺香玉皇后。竺香玉是曹家用银子买来的女奴，她曾做过曹雪芹的丫鬟。此人生的袅娜多姿，聪明灵巧，恰似书中的晴雯；竺香玉自九岁开始做曹雪芹的伴读，并与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正似小说中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人关系；竺香玉进宫后，曾做过皇后，死后以皇太后身份大办了丧仪。这种情况反映到诔文中，便是芙蓉女儿在天国所受到的非比寻常的待遇：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她佩戴用香花串成的佩带，她戴着用明月镂成的耳坠。她的莲灯中点燃着兰花香脂，她的酒杯中注满了琼浆玉液。神仙赶来为她奏乐，百兽群集为她起舞。……在人们的头脑中，天国的生活往往是人间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天上的神上神，所喻指的恰是人间的人上人：即竺香玉皇后。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此诗的意思简明直截。如果按照主人公是男子的说法，就是小伙子要求与姑娘私奔，并指天发誓，一定要和姑娘结合，生不能同床，死也要同穴。爱情的强烈、坚定、至死不渝，大概总可以感动姑娘了。

　　这首诗把环境气氛与主人公心情结合起来，相互烘托促进，是一个特色。第一章写小伙子赶着盖有青色车篷的大车奔驰，在隆隆的车声里，小伙子心潮澎湃：“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意思是说：姑娘，你到底敢不敢与我相爱相恋呢？小伙子的冲动，与姑娘的犹疑，制造了恋爱中的痛苦。第二章以沉重的车轮声，衬托小伙子内心的苦恼。这时候，小伙子终于明白了：姑娘的犹疑是因为她家里不同意这段恋情。因此，摆在面前的是：姑娘敢不敢、能不能不经父母许可就和小伙子私奔，结成夫妻。这是姑娘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因为一旦遇人不淑，又背叛了父母，那么自己的前途就十分悲惨了。第二章既回溯了第一章姑娘犹疑的原因，又提出私奔有无后顾之忧的考虑。诗歌是由小伙子口中唱出来的，表示小伙子已经明白姑娘的处境和心思了。于是，自然地引出第三章：小伙子指天发誓，永远忠于爱情，即使生不能同床，死后也要同穴。古人指天发誓是十分慎重的行为，这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时代极为庄严的仪式。因为他们相信，违反了诺言要受到天谴的。小伙子慎重的发誓，从意蕴而言，已是圆满地解释了姑娘的疑虑，使姑娘放心大胆地投向恋人的怀抱。从情节而言，诗歌却不再描述其最后结局了。人们可以从诗意延续中推想：这一对恋人，一定高高兴兴地驾着大车，奔向相爱相伴的幸福生活了。

　　这首诗，将环境气氛与人物心情相结合相衬托，把故事按情节发展而安排诗章，以心理推想取代完整故事结局，都有特色。

　　此诗歌颂石亨的这一段战迹，诗人的用心在于借怀念石亨以呼唤现实生活中抗敌卫国的英雄。全诗分三部分。

　　开篇四句是全诗的一个引子，诗人自述，当他来到清风店南时，当地父老向他讲述了在上一个己巳年发生在店北的那一场战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锻尚带勤王字”二句，不仅在空间上展开，指明古战场的方位，以及上次战争的遗迹，而且在时间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诗作从第五句起也就顺势折入对己巳年间战争的回忆。

　　自“忆昔蒙尘实惨怛”至“岂说唐朝郭子仪”共三十句，是全诗的主干部分。这部分用笔的特点在于，不作泛泛的叙述，而是采用绘形绘色的再现，“忆惜”句点出八月间英宗被俘一事，“蒙尘”谓天子被俘。“反覆”句写再次进攻。时间已到十月。“反覆”是一再的意思，十月间的进攻已非首次，所以这样说。“势如风雨至，脱胎于高适《燕歌行》的“胡骑凭陵杂风雨”，铁骑来袭，犹如风雨骤至，极言其迅猛。继而写敌兵一路过关夺隘，直通京师城下：“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关头昼吹角”表明此关已落入敌手，幽州和朔方因之笼罩在浓重的战争气氛之中。彰义门前胡儿饮马。烽火烛天，意味着京城已危在旦夕。在写足敌方以后，转写石亨一面。“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以“若雷电”形象地写出石亨的军队奔进之速与气势之壮，由此不难想见士气之高昂。“天清野旷”四字，本于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句。“天清”言天时，“野旷”说地利。这两句从主客观两方面表明决战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都已具备，似乎只待短兵相接了。出乎意料的是，用笔上忽然荡开，插入对战区百姓情况的描写。据历史记载，在清风店保卫战中，百姓们同仇敌忾，投石助战。诗中写“野人屋上看旌旄”可见对战事的关心；“吾民岂保清风店”，更有毁家纤难的慷慨气概。但描写的侧重点则在于战事带给百姓的恐惧与灾难，“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展天风怒号”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诗句。写百姓的若难，从另一角度加强了对战争氛围的渲染，更为进一步写石亨作好铺垫，见出石亨抗击入侵之敌既是保卫明王朝的需要，也是救民于水火的义举。对石亨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但很有层次感而且写得相当精彩。“挺戈出”，是石亨刚一露面时的英姿；“杀敌不异草与蒿”，写他“有我无敌”，猛勇冲杀；“追北归来血洗刀”，写他杀伤甚多，胜利返回。“白日不动苍天高”，一句相当深入而细致地表现了石亨等人在血战之后突然抬头时的特定感受，也是拟人化了的“白日”“苍天”在见到人间的厮杀场面时感到吃惊以至变得出神的表现。杨慎在《空同诗选》中于此七字旁加圈，见出他对这一神来之笔的句子是颇为欣赏的。“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从敌人一面说石亨的战功；“处处欢声嗓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从百姓一面写克敌制胜引起的广泛而又热烈的反响。主干部分开始时写敌人，表现的是敌入的嚣张；写百姓，侧重于写出战争环境中百姓的痛苦。至这一部分行将结束、再次写到敌人与百姓时，敌人已是溃败之师，百姓已沉爱子欢乐的气氛之中，从而与中间正面有写石亨的主要笔墨互相呼应，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并歌颂了石亨的战功。“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在前面叙述描写基础上的议沦、抒情。西汉时霍去病六击匈奴，战功卓著；唐朝郭子仪，大破安禄山，有再造唐室之功，引霍、郭作比，且以“休夸”、“岂说”加以比较评价，意谓石亨决不霍之下，可见诗人对己巳年间进行保卫战的石亨评价之高。

　　从“沉吟此事六十春”至诗末共十四句，是全诗的结尾部分。全诗的语气由开篇的第一人称，至中腹改用第三人称，至此重又改为第一人称。写法上，由倒叙历史重又拉回到现实。诗人途经古战场，时间已是六十年后的另一个已巳年，其时正当日暮，“黄云落日”下，“古骨”暴露于野，砂飞石走，景象惨淡。诗人下马折柳，席地而坐，向东北方向的居庸关的所在地遥望，在想像中出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千官迎驾的热烈场面。瓦剌统领也先在己巳年战败后，挟英宗诱和不成，不得已于下一年将英宗送还北京。诗中称英宗为“中兴主”，虽不免夸大，但从歌顷石亨战功的角度写到英宗的回归，还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枭雄”二句，由前之写英宗，仍复转回到石亨身上。以杨石并提，重点在石亨，杨弘为连类而及。此二句意在以汉明帝时的中兴功臣作比，突出石亨力挽狂澜的砥柱作用。诗的结尾落到“安得弄生此辈西备胡”，诗人抚今忆昔，回顾历史，日的正是为了呼唤现实中的英雄。

　　诗的构想宏大，结构紧凑，熔深沉与悲壮为一炉。感情真挚，抒写真切，六十年前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沉雄蹈厉，振奋人心。诗的意境深沉，情绪激昂，一时如雷如电，一时如火如风，一时如泣如诉，感人甚深。特别是策马古战场，折柳坐望居庸关一节，感怀沉思，哨然长叹，神情声貌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