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首诗状写峡谷险峻溪水深邃的奇景。“侧塞”形象地写出登山的情状。在山中左旋右转寻找去路,千峰万嶂,锯齿狼牙,重重叠叠,连个缝隙也没有,只好侧身像塞东西似的挤身前进。以动作写景,奇险历历。站在山腰一望,上抵青天,下临深井般的万壑,上下都是崎岖险阻,山势逼人,谷势吞身,多么惊心动魄。
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登天梯上仙界的惊险场面。从如此峭拔险怪的千山万壑中流出的溪水,自是奔涌奇幻。有时只能听到水声鸣响却无法看到曾经经过的芙蓉渡口。待找到溪源,依然像初进山看到的溪水一样狭窄如线,因为山势太陡太险了。作者通过移步易形,突出眼见,表现山溪奇险变幻,以小见大,以实代虚,含无尽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