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前八句集中笔墨写蚊子的特性，活画出了腐朽官僚的丑恶嘴脸。首先，它们的重要特点是都不敢正大光明地活动，只有在“沉沉夏夜”中，才“喧腾鼓舞”，“伺暗”而动。诗歌第一句“沉沉夏夜闲堂开”，一开始就点出时间，接着写“伺暗”、“喜昏黑”，深刻地表现出了“飞蚊”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本性。正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中活动，所以使得糊涂人辨别不清，而聪明者也迷惑起来。其次，它们特别善于聚众起哄，“嘈然歘起”，其声“殷殷若自南山来”，好像从南山传来的隆隆的雷声。这里用雷声来比喻“飞蚊”聚集的鸣叫之声，虽带夸张，但却非常形象，并且暗用了《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传》中“夫众煦漂山，聚蚊成雷”的典故，使得诗意更为含蓄、深厚。第三，它们都心地歹毒，在花滴露珠、月色初上的朦胧中，乘人不备，利嘴相加，给人以突然伤害。这三种特性，既是“飞蚊”的特点，也是朝中那些腐朽官僚的特点，他们为了迫害正直的人，也像“飞蚊”那样，暗中活动，造谣惑众，纠集起来，乘机给人以致命的中伤。诗人抓住他们与“飞蚊”的共通处，进行比喻，使他们的本性更加鲜明突出，极为清楚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就比直接写他们生动得多，有力得多。从“嘈然歘起”、“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的措语中，诗人对它们的厌恶、鄙视之意，也溢于言表。在写法上，诗人纵横交错地来表现它们的特性，既井然有序又变化有致，且便于夹叙夹议，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沛和强烈。
从“我躯七尺尔如芒”以下四句，写诗人对待“飞蚊”的态度。从形体上看，以堂堂七尺之躯与小如芒刺的“飞蚊”相比，其间悬殊，不啻霄壤，诗中满含极为蔑视之意。但接着却一转，“我孤尔众能我伤”。“飞蚊”虽然小，但却很多，从数量上看，却又占着明显的优势，所以情况是“能我伤”，它们是足以给人造成伤害的，这表现出诗人清醒的头脑。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采取正确的应付措施。“天生有时”二句，就写出了诗人对付它们的办法：蚊子孳生之时是无法抵挡的，只好暂时躲进蚊帐里去。“遏”是阻止之意，“设幄”即装上帐子，“匡床”即方正的床。两句的意思，就是俗语所说的“惹不起，躲得起”。此时，作者贬官之后，待罪朗州，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明显处于劣势。那些如“飞蚊”一样的官僚把持朝政，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气候，诗人一时无法相与之抗衡。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暂时的退避，这对于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当然是明智的抉择，而决不是软弱胆小。这四句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意义，启人深思。
最后两句，诗人以坚定的信念，预言了“飞蚊”的必然灭亡：“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清商”即秋风，潘岳诗：“清商应秋至。”“丹鸟”即萤火虫。据《大戴礼记·夏小正》及《古今注·鱼虫》说，萤火虫能吃蚊子。两句说，等到秋天一来，你们这些小小的蚊子，都要去喂萤火虫了。前一句与“沉沉夏夜闲堂开”相照应，夏去秋来，这是季节推移，谁也无法更改，暗示出蚊子的必然灭亡。后一句与上面对“飞蚊”的赫赫威势的描写，也恰成对比，那不可一世，“利嘴迎人”、“能我伤”的蚊子，这时都要被吃掉了。通过这样照应、对比，不仅使全诗显得严谨、完整，而且也突出了“飞蚊”的可悲、可耻的下场。“秋日晓”三字，以清秋丽日的美景，烘托出诗人政治家的乐观情怀；“羞”字，又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对“飞蚊”的鄙视。诗人在身处逆境中，能够往远处想，往大处看，不因一时的挫折而颓丧，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豪爽的气度，值得推崇。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平仄相间，读来既觉稳健，而又具有跳跃性的变化；最后两句另起一韵，且用仄声，在声情上使全诗收结得刚健有力。整篇语言较为质朴，但其中“露华滴沥月上天”、“清商一来秋日晓”等句，又富有文彩，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诗人的独特风格。
《关山月》充分地体现了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的作品。饱含诗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沉痛悲愤，读来使人泪下。这种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除了来自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多重套叠的对比示现修辞文本。
诗每四句分为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选取同一月夜下三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态度，作为全诗的结构框架，语言极为简练概括而内涵却又十分丰富深广。一边是豪门贵宅中的文武官员，莺歌燕舞，不思复国；一边是戍边战士，百无聊赖，报国无门；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诟，泪眼模糊，盼望统一。这三个场景构成了三幅对比鲜明的图画，痛斥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不恤国难的态度，表现了爱国将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中原百姓切望恢复的愿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爱国情怀。
第一段：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诗人先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总领全诗，与下文的诸种场景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诗的开始“和戎”句谓本应只是暂时权宜之计的和戎，却一忽而过十五年，有批评之意；将军能战而不战，“空”字质疑的语气很重。继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和“厩马肥死弓断弦”这两个典型情景为着眼点，进行对比。一边是深宅大院里歌舞升平；一边是马棚里战马肥死，武库中弓弦霉断。
“朱门”句指朝廷的权臣、重臣已经忘怀了国土沦陷的现状，“沉沉”用得很好，好像沉醉得很深，“按”字很好地写出重臣不以国家为重，唯知作乐的情形。“厩马”句写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得很沉痛。这种对比揭示了统治者终日醉生梦死，荒淫腐化，导致边防武备一片荒废的现状。这说明他们早已忘却国耻。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日日不忘抗金复国的伟大诗人陆游，面对统治者的苟安思想和腐朽生活，强烈的愤慨之情如万丈烈火，喷涌而出。
这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只顾自己的安乐，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朱门”一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实质，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却是一味追求灯红酒绿，争歌逐舞的享乐生活。他们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什么自欺其人的“和戎诏”，致使那些养来抗敌的战马，用来杀敌的弓箭，死的死，断的断，而且马是肥死，弓是朽断。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呀！“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这两句都与和戎下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段：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在这和戎诏下的十五年中，边关没有了流汗掉肉的辛苦操练，没有惊心动魄的流血战事，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在这里，诗人把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尚存者和死难者的命运和价值。对于尚存者来说，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和戎诏”，多少年来，他们无所事事，只有以阵阵刁斗声送走一轮又一轮的明月，只有把自己的心事寄托于幽咽的笛声中，每天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打发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三十岁左右参军的壮士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一个“催”字，下得何等急促，一句“壮士心”，写得何等赤诚，一个反问句，显得多么无奈！在这急促催月的刁斗声中，在这如怨如泣的笛声中，隐含了壮士们盼望杀敌立功，尽快结束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早日回归久别的家园的迫切心情，但这种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如果说存活者还可以有一丝幻想，那么对于死难者来说呢？“沙头空照征人骨”，一个“空”字，说明了战士们杀敌和归乡的诸种愿望，将随着老死边关、化做暴露于野的白骨而最终落空，也说明了他们的献出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价值。
诗歌忌重字，这句诗却与前面的“将军不战空临边”复用“空”字，看似败笔的两个字却正好将“将军”“征人”的生活命运构成了鲜明对比。生者无聊幽怨，死者暴尸沙场，生与死的对照画面揭示了战士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战士的满腔悲愤，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对和戎路线的无声控诉和对边关战士的深切同情。“空照”、 “谁知”等词语是他这种心情的写照。
最后四句是第三段：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从写边防战士转到写人民，写在敌人统治下被奴役的北方人民即所谓遗民。主要描绘中原遗民含泪盼望复国的画面。“中原干戈古亦闻”，诗人首先展现了一幅遥远浩瀚的历史背景图：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古代中华儿女为了抵御外辱，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诗人此句用意深刻：这一句上与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的现状遥相对照，形成古今对比的情景，借古讽今；下与“岂有逆胡传子孙”形成对比，诗人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和戎政策的无比愤慨之情。
紧接着，“逆胡传子孙”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构成一幅对比鲜明的情景：一边是占领中原的女真人在这里子孙成群，其乐融融，准备落地生根；另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泪，盼望统一，这两个情景两相对照，又融为一体。这幅图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陆游的另外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原沦陷地区，胡人的盛嚣尘上和遗民的痛苦凄惨，无不揭示了“和戎诏”的巨大祸害，展现了遗民的复国愿望。遗民们深受异族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盼望宋军能够挥戈北上，恢复祖国统一的局面。然而遗民们期待北伐，盼望恢复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只好空望着南方，伤心落泪。这就是结尾两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含义。
此诗的思想内容：《关山月》虽然既写了统治集团，又写了将士、遗民，但是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线索——南宋王朝下诏和戎，这是诗的第一句指明了的。正是因为下诏和戎，将军才不战空临边，战士才不得趁年轻力壮上阵杀敌，遗民才不得从外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诗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诗中所表现的对南宋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对抗敌爱国的将士和遗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正因为表现了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说《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陆游诗歌爱国主义精神还常常表现为他壮志未酬的愤懑。
在《关山月》诗中，虽然不像《书愤》等诗那样直接表现这一点，但是在“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等句子中间也隐含着自己倾音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诗人与抗金的将士们是息息相通的。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该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从内容到语言都似乎没有什么深奥、奇警的地方，只不过是把“山高地深，时节绝晚” 、“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做了一番纪述和描写。但细读之，就会发现这首平淡自然的小诗，却写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诗的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两句，是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片始盛的桃花。从紧跟后面的“长恨春归无觅处”一句可以得知，诗人在登临之前，就曾为春光的匆匆不驻而遗憾，而恼怒，而失望。因此当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冲入眼帘时，该是使人感到多么的惊异和欣喜。诗中第一句的“芳菲尽”，与第二句的“始盛开” ，是在对比中遥相呼应的。它们字面上是纪事写景，实际上也是在写感情和思绪上的跳跃——由一种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开头，诗人着意用了“人间” 二字，这意味着这一奇遇、这一胜景，给诗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仿佛从人间的现实世界，突然步入到一个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间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这一感受的触发下，诗人想象的翅膀飞腾起来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诗人想到，自己曾因为惜春、恋春，以至遗憾春去的无情，但谁知却是错怪了春，原来春并未归去，只不过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样，偷偷地躲到这块地方来罢了。
这首诗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还把春光拟人化，把春光写得仿佛真是有脚似的，可以转来躲去。不，岂只是有脚而已，看它简直还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呢。在这首短诗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写得是如此的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对春的无限留恋、热爱，没有诗人的一片童心，是写不出来的。这首小诗的佳处，正在立意新颖，构思灵巧，而戏语雅趣，又复启人神思，惹人喜爱，可谓唐人绝句小诗中的又一珍品。
诗人写这首小诗时，是在江州司马的任上。唐贞元年间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曾授秘书省校书郎，再官至左拾遗，可谓春风得意。谁知几年京官生涯中，因其直谏不讳，冒犯了权贵，受朝廷排斥，被贬为江州司马。身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曾面对琵琶女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沧桑感慨。这种沧桑的感慨，也许自然地融入这首小诗的意境，使《大林寺桃花》纪游诗，蒙上了逆旅沧桑的隐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