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
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凄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
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诗人说：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并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像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
杜甫在诗中议论，是开了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也不同于一般宋诗。一方面，诗人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建立在生动的形象之上，自然生发。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融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人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因此毫不空泛。
上片布景，展现行猎的场景。谓平原革枯，黄叶骚骚。这是重阳后郊外的景象。清秋时节，郊外平原，行猎的时间、地点，因此已有清楚的交代。但步入现场，却引起对于另一场景的思忆。接着，“今来是”，现场的场景又回到眼前。上片以“枯”、“残”、“惨”，显示今日郊原的萧瑟情状，并以记忆中的“玉勒青丝”加以映衬，令今日郊原，更显萧瑟，为布景。
下片说情，谓人生在世，应当及时行乐。此生若能够穿着短衣，在原野打猎，到西郊的酒肆，大碗喝酒，趁着黄昏，靠着马背，在夕阳影里，任意挥毫。下片就眼前事叙说观感，即就“短衣射虎”，表达词人的人生观感。
全词情调悲壮，意境沉雄，艺术上似已达化境。词人使用了黄、青、翠、碧、红、皂、惨、白等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颜色，使词境绚丽，色感丰富。于秋景、猎事中穿插拾翠女子的青春形象，可谓神来之笔，犹如东坡笔下有小乔，稼轩词中有红襟翠袖，而又比这二者更富活力与诗意美，故她又是一种象征，以下阕中的“东君”称之，并不为过。这样写，使全词刚而有柔，直而有媚，可代表豪放词的一格。这首词表达了词人慷慨激烈的壮怀和伤春悲秋、忆昔怀旧的情绪，并抒发了岁月空老、平生不得志的身世之叹。
这首诗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