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此诗首联写出了太阳未出时山城在雾中的特有景色;颔联写雾消天晴之景;颈联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尾联从物写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的喜爱之情。全诗写景生动,状物细致,写作手法含蓄,用语极工稳。
此诗第一句是拗体,点明刚出郊时的情况,太阳要出还没有出,第二句写满天大雾,以致城都隐在雾里看不见了。这个“失”字用得很活。这里写的景色就像杜甫写的“孤城隐雾深”,但炼成“雾失江城”就不落套,而这个“失”字,正是从杜诗归云拥树失山村”学来。“雨脚微”是写大雾像细雨一样,这两句写出山城的特有景色,实际这是天晴的前兆。
三四句写雾消天晴。苏轼《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三四两句较苏诗要凝炼曲折一些,每句都作两层,把静物写活了,即所谓拟人化。“天忽作晴”把天晴当作有意识的行动,“忽”字对上句“雨脚”来的,原来是作雨,忽然又“作晴”了,四山原来被雾幔遮住,现在山都把帘幔卷起来了。第四句,天虽然晴了,但许多云还未散去,还要故意作态,那些山石上还没有散掉的云就像人披件衣服似的唐人包贺诗:“雾是山巾子,船为水极鞋。”纯粹是打油腔。而这里写成两层,把云和石都写活了,远非“山巾子”之喻所能比拟。这一联写的是大处远景。
五六句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而“语”是听得,“飞”是看见。“烟村南北”写行中所见,村南听到,村北也听到,那末“出郊”的行动自在其中“麦垅高低”是山城近郊特色,表现地势不平。黄鹂紫燕的活动乐在其中,而在这里作者仍在衬托人的乐趣。农历二月二日春耕已开始,一早耕罢放牧归村,景色如画,使人想起唐人许多写牧童的诗句,如崔道融《牧竖》:“牧竖披蓑笠,逢人气做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后几句写出一幅农家乐图。
七律中间两联易见精采,而尾联难于中间,首联尤难。此诗顺序而下,极有层次。第一联写初出郊时,大雾如雨,连城池都看不见了。三四两句写天忽放晴后四山的景色,这一联是从大处远处着眼,天云、山石,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每句都是两层意思的复句,两句句法相对而意思相联,上句写山卷幔,应该云雾尽失,下句写云却留恋不去,那个“犹”字很用力,和“忽”字对得极工稳。律诗中间两联应有变化,这五六两句虽然也有烟村、麦垅、黄鹂、紫燕四种东西,但各为单句。这两句作者的视线从远处收到近处,从大的东西收到小的,从静物写到动物。在天晴之后,看到一片生机。结尾又从物收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但是从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热爱郊外人物的艳羡之情。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细致见长,和《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那种横眉怒目气壮山河的诗风,恰成对照,可以看出诗人触景生情,风格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