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是一首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亟盼早日与丈夫相逢团聚。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
词的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时节,花如人,柳如人,正在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伊人面若桃花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是因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神伤。
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机会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
《积雨辋川庄作》是王维田园诗的代表作,被选入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
辋川庄,在今陕西蓝田终南山中,是王维隐居之地。《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这首七律中,诗人把自己优雅清淡的禅寂生活与辋川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结合起来描写,创造了一个物我相愜,情景交融的意境。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藜:一种草本植物,嫩叶新苗皆可食。菑:已开垦一年的土地,这里泛指田亩。首联是说,连日雨后,树木稀疏的村落里炊烟冉冉升起。烧好的粗茶淡饭是送给村东耕耘的人。
首联写田家生活,是诗人山上静观所见:正是连雨时节,天阴地湿,空气潮润,静谧的丛林上空,炊烟缓缓升起来,山下农家正烧火做饭呢。女人家蒸藜炊黍,把饭菜准备好,便提携着送往东菑——东面田头,男人们一清早就去那里劳作了。诗人视野所及,先写空林烟火,一个“迟”字,不仅把阴雨天的炊烟写得十分真切传神,而且透露了诗人闲散安逸的心境;再写农家早炊、饷田以致田头野餐,展现一系列人物活动的画面,秩序井然而富有生活气息,使人想见农妇田夫那怡然自乐的心情。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颔联是说,广阔平坦的水田上一行白鹭掠空而飞;田野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黄鹂婉转的啼声。
颔联写自然景色,同样是诗人静观所得:看吧,广漠空濛、布满积水的平畴上,白鹭翩翩起飞,意态是那样娴静潇洒;听啊,远近高低,蔚然深秀的密林中,黄鹂互相唱和,歌喉是那样的甜美。辋川之夏,百鸟飞鸣,诗人只选了形态和习性迥然不同的黄鹂、白鹭,联系着它们各自的背景加以描绘:雪白的白鹭,金黄的黄鹂,在视觉上自有色彩浓淡的差异;白鹭飞行,黄鹂婉转。一则取动态,一则取声音;“漠漠”形容水田广布,视野苍茫;“阴阴”描状夏木茂密,境界幽深。两种景象互相映衬,互相配合,把积雨天气的辋川山野写得华意盎然。所谓“诗中有画”,这便是很好的例证。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朝槿:即木槿,落叶灌木,夏秋之际开花,朝开暮谢,古人以为人生无常的象征。露葵:即绿葵,一种绿色蔬菜,可以煮来佐餐。颈联是说,我在山中修身养性,观赏朝槿晨开暮谢;在松下吃着蔬食,和露折葵不沾荤腥。
诗人独处空山之中,幽栖松林之下,参木槿而悟人生短暂,采露葵以供清斋蔬食。这情调,在一般世人看来,未免过分寂寞寡淡了吧?然而早已厌倦尘世喧嚣的诗人,却从中领略到极大的兴味,比起那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何啻天壤云泥!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诗人在这里借用了《庄子·寓言》和《列子·黄帝》中的两个典故,快慰地宣称自己早已去心机绝俗念,随缘任遇,与世无争,再也不被人猜忌,足可以免除尘世烦恼,悠悠然耽于山林之乐了。这两个充满老庄色彩的典故,一正用,一反用,两相结合,十分恰切地表现了作者远离尘嚣、澹泊自然的心境,而这种心境,正是上联所写“清斋”“习静”的结果。
这首七律,形象鲜明,兴味深远,表现了诗人隐居山林,脱离尘俗的闲情逸致,是王维田园诗的代表作。从前有人把它推为全唐七律的压卷,说成“空古准今”的极致,固然是出于封建士大夫的偏好;而有人认为“淡雅幽寂,莫过右丞《积雨》”,赞赏这首诗深邃的意境和超迈的风格,艺术见解还是不错的。
此诗首联:“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七国”喻藩镇割据叛乱,“三边”指边患,“未到忧”即未知忧。指出其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次句再点醒“十三”袭位,这就有力地显示出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如果先说少年袭位,再说不恤国事,内容虽完全相同,却平直无奇,突现不出上述矛盾。这种着意作势的写法与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意旨密切相关。
颔联:“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写少侯的豪侈游乐。“不收金弹”用韩嫣事,典出《西京杂记》。上句说他只求玩得尽兴,贵重的金弹可以任其抛于林外,不去拾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作成)倒颇有几分爱惜。这就从鲜明对照中写出了他的无知。黄彻说:“二句曲尽贵公子憨态。”这确是很符合对象特点的传神描写,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
颈联:“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续写其室内陈设的华侈。“彩树”指华丽的灯柱,“绣檀”指精美的檀枕。锼,是刻镂的意思。两句意谓:华丽的灯柱上环绕着层层灯烛,像明珠交相辉耀;檀木的枕头回环镂空,就象精美的玉雕。上一联在“不收”、“却惜”之中还可以感到作者的讽刺揶揄之意,这一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灯”、“枕”暗渡到尾联,针线细密,不着痕迹。
尾联:“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说,守门人不给清晨到来的客人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位佳人名叫莫愁。莫愁,传为洛阳人,嫁卢家为妇。这里特借“莫愁”的字面关合首句“未到忧”,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言外又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势必带来更大的忧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将来的深愁。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倾向,不直接说出,而是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寻味。
此诗塑造了一个荒淫奢侈、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子形象,把他不知内忧外患,只顾挥霍浪费,荒淫好色的丑恶行径同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暗示了让这种纨绔子弟身居高位,正是当时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国运不振的重要根源。
清代注家徐逢源推断此诗系借讽唐敬宗,其说颇可信。因为所讽对象如为一般贵显少年,则他们所关心的本来就是声色狗马,责备他们不忧“七国三边”之事,未免无的放矢。必须是居其位当忧而不忧的,才以“未到忧”责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谓少侯,实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讽其终将有愁,和《陈后宫》结句“天子正无愁”如出一辙,也暗示所讽者并非无知贵介,而是“无愁天子”一流。不过李商隐托古讽时、有特定讽刺对象的咏史诗,题目与内容往往若即若离,用事也古今驳杂,再说托古讽时之作,所托之“古”与所讽之“今”但求大体相似,不能一一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