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